鸿飞冲天

吴茂云

    十五年前，浙江省政府首批评定百名省级乡镇优秀企业家，经过市场经济大浪淘沙，当年多少大牌企业家，如今人难寻、厂难找。浙江沿海一带，在当年冷冻机的轰鸣声中，诞生了多少大小水产食品加工企业，如今也大都是烟消云散，风光不再。然而，在东海边风景秀丽的温岭市箬山镇水仙岙村里，却风景这边独好。浙江海鸿集团生机勃勃，二十年来，他们从靠十多个渔民、几把铁锹、不到2万元资产、生产鱼粉起步，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千余名职工、集远洋捕捞、水产加工、医药化工、食品饮料、渔需物资、工贸一体、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国家大型集团公司，下辖8家全资企业，现有资产9388万元，占地面积4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年完成销售收入1.2亿元，创利润800万元，交税金410万元，创汇600万美元,成为浙江省“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业之一，企业曾获得农业部“七五技术进步奖”、外贸部连续五年授予的“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称号，省政府授予的“八五时期规模经济效益先进企业”称号，“东海牌”冻生虾仁荣获部优产品称号，“老爸豆腐干”荣获浙江省地方工业名牌产品称号，是中国美食营养委员会1995——1999年推荐产品。海鸿集团总裁郭加明自己多次获得中央、省部级的荣誉，目前，他仍担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常务理事、省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两个头衔，显示出二十年来他在企业界耀人的经历，表明海鸿集团所拥有的辉煌和光彩。

海鸿，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温暖环境中破壳而出，虽然历经市场竞争的风风雨雨，至今仍如鲲鹏展翅，翱翔于浩瀚蓝天之下，而其雄姿则越加苍劲，其玄机何在？这个迷底，诱使着我们去解读海鸿发展的历史。  

 一

    昔日的花岙村，地处海抱浪拥的箬山半岛，出门赶集、看病都要翻山越岭。“宁吃三年糠，有囡不嫁花岙村。”当地的土谚是这个渔村过去经济落后的一个注脚。世世代代繁衍于这块土地上的渔民被大山隔在海之一隅，捕鱼成了当地村民的唯一生活出路。1942年3月出生的郭加明，八岁成了孤儿，勉强念了三年书，他就过早地走上社会，每天靠卖虾打杂，给过往的渔船沉舱，赚点小钱过日子。在他的记忆中，漫长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的全部奢望就是每顿都能吃上饱饭。他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一天傍晚，村里的渔民刚吃完饭在路边聊天，看到郭加明赤着脚挑水回家，准备自己做饭，一位渔老大叹了一口气：真可怜，这小子没救了。

    渔老大不会想到，这一句不经意的“没救了”极大地刺伤了郭加明的自尊心：我这是没办法，而不是“没救了”，如果有条件，我照样会活出个人样给你们看。也许就在此时，对生活永不满足于现状的信念悄然在他心中萌动。

    以后，迫于生计，他养过海带，跟船出过海。他不怕苦，肯花力气，很快赢得渔老大们的信任，三顿饭开始有了保障。

    吃上饱饭的郭加明想着要过更好的日子，那时他连遭几次海难，虽然都死里逃生，但却想着能在岸上找一个固定的又赚钱的活路。正巧，当地兴起小渔船改大渔船的高潮，他看到锯板师傅很吃香，就想学，于是天天到造船现场去看，渐渐地摸出了门道，也当起了被人请来请去的木工师傅。

    不久他又学会了做米面，成了米面师傅，还几个人凑钱办起了一个米面小作坊，经过两个春秋的奋斗，有了少许积累。做了三年的米面，异想天开的郭加明又想办厂。1978年的一天，当他把办厂的想法向亲朋好友倾诉的时候，当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你这是痢蛤蟆想吃天鹅肉。”冷嘲热讽扑面而来。面对这些闲言碎语，他不改初衷，而是坚定地跟周围的渔民说：“水仙岙村要想富，就得办厂。谁愿意跟我来，我就带个头。

    这位勇者第一次做改变命运的事业，是鼓动11位渔民集资1万多元来一起办厂，当时没有什么信息，看到外面饲料好销，就拾起别人一筐筐扔掉的虾壳和鱼虾，想加工成鱼粉卖钱。当时，有人认为他是胡闹，说：虾壳能生钱，除非东海太阳从西边山头上升起。但郭加明硬是不信邪，1978年10月18日，十几个渔民，借来几间破房作厂房，买来8匹马力柴油机、小钢磨、小型粉碎机和十几把铁锹，于是东红鱼粉厂投产了。把小鱼小虾晒干、粉碎、加工成鱼粉，当年就加工出50吨鱼粉。当他背着鱼粉，兴冲冲到上海、内蒙等地销售时，却碰了一鼻子灰。那时不懂什么成份、含量，对方一化验，含盐量太高，产品无人要，全扔在仓库里。这一下没辙了，郭加明明白，这就像在海里遇险，自己如不拼命游出去，只有死路一条。带着干粮，他重回上海，路上巧遇温州人，经他指点迷津，来到金山县，终于找到销售点，作了削价处理，但损失了一万多元。

    吃一堑长一智，郭加明从此认识到办企业要靠科技。于是他请来了专家，多方集资2010万元，引进了国内先进的蒸干设备和全套化学分析仪器，并通过生产工艺流程的改革，使生产的鱼粉质量达到了部颁标准。他们创新的工艺，被列为1984年农牧渔业部重大科技推广项目，东红鱼粉厂生产的渔岛牌优质渔粉也不断看好全国。

鱼粉销售形势越来越好，到1984年11月，国家农牧渔业部到温岭开鱼粉加工推广会，介绍了郭加明的优质产品，使其成了远近闻名的“鱼粉大王”，除西藏、台湾外，28个省市都畅销其产品，每年鱼粉要生产1000多吨。这时他敏锐地看到，我省鱼粉生产已占国内市场的三分之一，鱼粉厂仍在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如不创名牌，以优质产品占领市场，企业可能会被个体小企业挤垮。另外，大海有无尽的宝藏，光靠在岩边拾荒，充其量只能是些小作坊。依他这个赶海人脾气，要做就得做第一流的。然而要做第一流的，离开大海资源不行。重新审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至今尚未开发的大海资源，郭加明陷入了长久的思索。

  二

    在成绩面前，郭加明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新追求。他们了解到产量占全国鱼粉饲料三分之一以上的浙江省，眼下又冒出了许多家鱼粉厂，如果光是坚守鱼粉的阵地，自己这家小厂就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失败。于是，他们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利用当地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建造了一座冷藏量为100吨的冷库，开始走水产冷冻加工之路。

    二十年来，我省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都会开始走向这么一个套路——要么扩大再生产，因地制宜搞系列产品，要么企业贪大求全，什么产品都想上，什么新玩意都想干，最后有的企业背上包袱，有的企业破产，甚至被拍卖和兼并。我省乡镇企业走过多少弯路，个中经验教训留与后人评说，然而，郭加明的套路开始也与前述一样，从加工鱼粉发展到生产冷冻水产品，并实现了企业科技兴海第一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时，郭加明的聪明之处，就是头脑还没发热。进行水产品小包装加工和冷冻，是他当渔民时的海上梦想。当看到村里水产品由于没有冷冻库，不能及时运出去卖，最后倒进海里，使丰收的渔民得不到丰收的实惠，他想将来自己能办个快速加工水产品的企业就好了。办水产品加工企业，他不像个体户那样，靠一把盐和一把刀，他靠科技。要使东海鱼虾新鲜地游向全国人民的饭桌，他除搞了100吨冷库外，还投资数百万元，引进台湾具有现代科技水平的虾仁个别快速冻结机、虾仁分级机、虾壳烘干机等设备，彻底改变冷冻企业多年一贯制的水产品块冻老工艺，提高了产品档次，企业日产虾仁4倍多，产品的经济效益提高10%。后来，温岭市蜂拥而上3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但海鸿集团却以科技兴海，质量取胜而脱颖而出。

    1985年，郭加明捕捉到一条令他和企业兴奋不已的信息：精加工后的水产品可以出口国外。于是，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投资90万元，建起一座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的出口小包装车间和一个出口库房。有了这两项配套设施，他们出海带冰收购鱼货，可以大大提高鲜度；通过冷藏，又可以对鱼货进行分档利用，综合加工。1986年，企业出口销售额207万元，占总产值的25%。

    导致海鸿集团在国际市场上一举成名的，还有一段戏剧性的“寻找233”的故事。1986年至1994年间，海鸿集团公司生产的冻虾仁每年出口100多吨以上。然而1990年前出口日本时，产品均由外贸公司负责出口，海鸿集团出口代号是“233”。精明的日本经销商不久发现，印有“233”代号的虾仁质量特别好，销势很猛。于是，日本商人托人到中国沿海寻找“233”的生产厂家。但在当时并不太开放的年代里，寻找难度如同搞“地下工作”，始终未找到“233”。数年后，当海鸿集团已拥有出口自主权时，在与日本经销商直接交往后，日本人来到温岭那偏居一隅的小渔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呼：原来你们就是“233”，我们到中国找你们好几年了！于是出口量大增，当年在浙江省出口的虾仁中，该厂生产的虾仁占了五分之二。

办企业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92年对郭加明和他的企业来说，是受到国际市场严峻挑战的一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浙江省出口日本的水产品大受影响，该厂更是首当其冲，仅在6月份就积压了200多吨外销产品。面对困难，以郭加明为首的公司一班人纷纷出马，四处捕捉信息，寻找客户和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7月份，出口冻生虾仁的销售开始“解冻”，且销售势头之猛为始所未料，仅一个月就出口冻生虾仁200多吨。以后，日本各株式会社的客商陆续上门订货，或发来传真电报要求提供货源。10月中旬，日本加商株式会社两位客商专程上门，一次就订货200吨，并要求以后每月供应100吨以上，结果产品供不应求。这一年，他们的出口销售额达3262万元，占企业总产值的69%。

三

    从1986年开始出口起，该公司就提出了“效益服从质量”的口号，他们把产品质量当作企业的命根子来抓，努力做到“思想上有位置，组织上有保证，行动上有措施”。

    他们把职工培训作为管理的首要任务，企业和每个职工要经常接受技术培训，1990年5月，在全国质量管理统考中，他们的成绩在全县乡镇企业中名列第一。为了使质量管理在组织制度上得到保证，公司抽调7人组成质量管理领导小组，由公司总经理郭加明任组长，公司专门设立了质检机构，并调整充实了公司、厂部、车间、班组四级管理网络，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质量考核制，从原料收购、保鲜、挑档、加工直到包装储存和运输等18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各自明确的质量责任。对产品实行“公司、厂部、车间、班组”四级检验制和“自检、互检、抽检”、“自拣、自分、自作标记”的三检和三自检验制。公司制订出比商检要求更高的质量标准作为企业内控标准，并把质量指标和个人工资等级直接挂钩，奖罚分明。

    在商检部门上门检验出口冻虾仁时，郭加明总是诚恳地向商检人员提出，要严格把关，发现问题及时指出，不要在质量问题上“照顾”关系。每逢大会小会，他总是必讲质量问题。1991年，公司出口冻虾仁销路很好，客户上门排队等货，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个别领导放松了质量管理，有几批产品虽已顺利通过商检部门的检验，但标准低于公司自定标准，听取了质检人员的报告后，郭加明下令全部反工，并立即召开各种会议，严肃指出：放松质量管理是企业滑坡的开始，谁忽视质量，出了问题就拿谁是问；谁敲掉公司优质产品的牌子，就先敲谁的饭碗。并当即对当事人作了经济处罚。

    强化产品质量管理过程是个关键，为此，全心全意严格把好四关：一是原料收购关，规定质量不好三不收，即鲜度不好不收，含有杂质不收，色泽不好不收。有一次收购人员收进一批红虾仁2吨多，被公司领导发现有异味，不宜加工出口产品，当即被处理掉。同时做到每日定额定量收购，确保原料新鲜度；并按规定，原料中可加工出口产品成份低于40%的一概不收。二是原料保鲜关，尤其在高温季节，为了保证原料质量，他们都加重冰保鲜，防止收购进来的原料变质变色，影响产品质量。三是加工工序关。对原料实行严格的挑档，防止产品串级串档。在工艺上充分发挥车间、班组质量管理员的作用，每道工序由专人负责，发现质量问题及时纠正，及时进冻、包装、贮存。四是技术设备关，为了保证制冷系统运转正常，不仅重金聘请技术师傅作指导，而且花两年时间共投资50万元，对下属两家冷冻厂整个制冷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由于始终是坚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宗旨，自开辟出口业务至今，商检合格率达100%。

    旗开得胜后，企业有了较好的效益，但他们并不满足，接着又请来了上海水产学院老师指导，开始了鲜活暂养和冬眠加工，以适应国际市场对鲜活水产品的需求。活梭子蟹、活鳗等捕捞上来后先暂养起来，运出之前进行速冻，使之冬眠，第二天到日本人的厨房后醒来，提高了鲜活度，身价一下子大大提高，企业利润也翻了一番，这就是科技产生出的效益。当然鲜活的东西更难侍候，对温度湿度要求掌握得更严密，对运输、周转的速度要求更高，他们就以更加严格的管理和更加科学的方法来适应市场的需求。

    当冷冻厂蜂拥而起，红红火火时，郭加明头脑清醒地看到，水产冷冻无序发展，大上势必大落，于是提出了“人夺我让，人无我创”的深加工开发思路。当大家都争着搞高档经济鱼类冷冻加工时，他却瞄准了不被人们所关注的低值小杂鱼深加工这一空隙。这些低值水产品不仅量大，而且营养丰富，当时，渔民无法利用，往往把它倒回大海，或者作为鱼粉加工的原料。海鸿集团抓住了这一机遇，同科研单位合作，经数年开发和探索，投资1000多万元，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日本鱼饺类生产线，将小鱼去皮去刺，制成鱼酱，再经加工，生产出鱼饺、虾饺、墨鱼饺、蟹饺、燕饺、鱼丸、花枝丸、鱼排、蟹排等，再一次抢占食品工业科技制高点，把这些营养丰富的小杂鱼加工成消费者喜爱的《老爸牌》海洋鱼糜调理食品和休闲食品。这一系列产品开发，符合我国“九五”食品工业科技发展纲要中的重点发展目标，开辟了我省水产加工行业的新天地，同时也加速了海鸿集团水产加工的产品结构调整。

    东海渔民出身的郭加明，凭着熟悉大海习性的本事，对大海进行深层次审视，首次进行大规模的海洋开发，并成了一艘集团公司巨型战舰的掌舵人，搏击在国际海洋食用制品的市场上。

    ——1991年底新建温岭市海洋渔业工贸公司，借外贸体制改革的东风，公司直接与外商谈判产品出口定价，委托各外贸公司代理出口；

    ——1992年11月，创建中外合资台州佳达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当月，请省有关部门批准，改温岭市海洋渔业公司为浙江海鸿水产实业总公司；同年，走工贸结合道路，又创办宁波保税区海鸿贸易有限公司；

    ——1994年初，与台州市水产局、台州钓流公司三家联合投资兴办台州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开发远洋水产资源；

    ——1994年6月，在对海鸿水产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基础上，省计经委、省体改委批准，成立浙江海鸿集团公司。

四

    1995年，由于市场血淋淋的竞争，海鸿集团生产的优质虾仁亏损200多万元。背靠大海，改变了那些小鱼小虾命运的郭加明，并不能改变自己遭受市场竞争冲击的命运，此时的他，正像刚入海便被海浪狠狠击翻了的航船。但是，那样，这个老赶海并不杞人忧天，更没流泪。他认为，市场毕竟不是大海，非一个“闯”字了得。市场是一个魔方。如果与那300多家个体企业赤膊上阵搞竞争，那么大鱼有被小鱼吃掉的可能。因为中国个体户如汪洋大海，虾仁的质量也没保证，他们可以无限压价，甚至逃税，海鸿是个集团企业，靠质量取胜，没有个体户的那种“优势”。

    郭加明认识到自己不能只做“虾仁大王”，他现在突然觉得，自己对大海完全处于陌生状态，要想做好大海深层次文章，看来时机未到，而且资金也不够。于是，咬咬牙，他从海上登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引起郭加明长时间关注。从北京豆腐摊到上海豆腐店，从杭州旅游区到台州菜市场，坐着自己那辆叮当作响的工具车，他边走边想。这期间曾发生8次车祸，但郭加明苏醒过来，想到的仍是这块寻常的豆腐干。

    把自己的“疯狂”想法，告诉面对大海的公司同行时，大伙大眼瞪小眼了：董事长是不是想发财想“疯”了，这小小豆腐干也能赚钱？十多年来，郭加明念念不忘的是做大海文章，现在这个大海之子“背叛”大海为哪般？！

    确实，豆制品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在人们眼里是瞧不起的“贱货”，难登大雅之堂，可在郭加明眼里，却是名副其实的“物美价廉”商品。因为它是“贱货”，才有价廉的优点；它营养丰富，享有“田园之肉”的美称，又是一种美食。郭加明更有企业家的胆识，他引用美国权威刊物《经济展望》的预言，说：“未来十年中，最成功且最有潜力的商品并非汽车、电视机或是其他电器产品，而是中国豆腐。“大豆产品在中国更有特殊的意义——我国东西贫富差距大，大豆产于中国，分布很广，营养丰富，价格低廉，贫困地区缺少鸡鸭鱼肉等动物蛋白，急需大豆蛋白质补充身体营养，富裕地区动物蛋白吃得太多，身体发胖等文明病上升，更需要改善营养结构，搞动植物蛋白搭配，随着人们对植物蛋白认识的加深，大豆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广阔的前景。

    通过深层次的分析，郭加明决定在林林总总的豆制品中，以台湾风味的休闲型豆制品为市场定位，并适时引进台湾设备和技术，与港商合资创办了鸿福食品有限公司。于是豆腐干这一热门营养休闲食品在众多的豆制品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立即引起我国仪器营养专家于若木等高度关注，并指出“产品选项正确，与九十年代的中国食物结构改革发展纲要中将要发展的大豆行动计划完全相吻合。因此很有发展前途。”

    1996年，又是冷冻水产业“黑色的一年”。从海上登陆，实行“大豆行动计划”，对于郭加明来说，其痛苦的挣扎不亚于从冰山沉船中实现一次胜利的大逃亡。郭加明只有在苦笑中，坚信地把豆腐干称之为集团水产品之外的“另一翼”。

    在引进台湾休闲豆制品，创建鸿福食品有限公司时，郭加明始终把好产品与好品牌结合起来，他没有采用台湾百年老字号的品牌，而是打自己的新品牌。为能取个好名，他不惜用重金请上海市经委头脑公司——工业发展咨询公司的专家，一起挖掘商品内在的经济文化，研究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心理特点，并综合休闲食品所具有的亲和力、趣味性、食欲感等因素，经反复琢磨和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给产品取了一个在中国现在人人都熟知的名字——老爸豆腐干。

    老爸，是一个既顽皮又亲热的富有东方情调的称呼。

    呼之，听之，在这温馨的感觉中，领略到中国传统休闲豆制品的情趣。

    呼之，食之，使人不禁联想起慈祥的父亲，令人难以忘怀。

    几年后的今天，坐在老总办公室，会发现一些包装纸箱上，有五个字是在车站、食品店和飞机场里经常能看到的，这就是“老爸豆腐干”。郭加明承认，这个“老爸”系列产品，现在是“儿子”比“老子”出名多了，并开始用“儿子”生“老子”，以后“海鸿”要由“老爸”当家了。近日，有关人士声称，“老爸”这无形资产，如进行评估起码值5000万元。而郭加明说，创一块品牌不容易，再多的钱我们也不会卖品牌，这是我们的命根子。所有这些，是这个远离大豆故乡的东海边的企业家们始料不及的。

五

    水产加工企业，受海洋资源的制约，在海洋鱼类资源日益枯竭时，郭加明相信科技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于是他未雨绸缪，从1989年开始，就搞了个生物化工车间，利用小鱼小虾，生产生化试剂——鱼蛋白胨，摸索着走一主多副之路。1991年开始，还通过别人的牵线搭桥，与省医科院挂上了钩，在冷冻行业废弃下脚料的再利用中做出文章，等专家教授们研究出成果后，由企业提供资金场地进行中试和试生产，新产品开发成功后，立即由企业投入生产。这样，该企业的手头就拥有了好几个“四新”产品。

    果然，到了1995年，水产食品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一些小企业出现不景气，银行采取紧缩政策，赶快收贷，结果加速了危机的发展。这时国家提出“科技兴海”的方针，郭加明从中看到了水产食品行业的转机，立即加大投资力度，走高科技之路，前几年研制开发的几个新产品也正好成熟，于是他们开始了第三次创业的光辉历程。

    再次创业更加艰难，两个新项目要5000万元投资，原有的老产品已经不断滑坡，金融界收回了2700万元资金，却不再放贷，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社会上也谣言四起，以为企业已经资不抵债。然而郭加明不被困难所吓倒，他认准“科技兴海”这条路子，就决心一条道儿走到底。他四出奔波，反复向政界和金融界说明新产品的辉煌前景，寻求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终于，他的诚心感动了人们，建设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领导慧眼识宝，看准了这两只新产品的广阔前途，决定各贷款1800万元，支持这两个项目上马。还有一些企业界的老朋友也都伸出了友谊之手，使项目得以如期投产。而企业也因为适应了国家的产业发展政策，被省政府列入了“五个一批”重点企业，海鸿的科技兴海项目被省计经委列为省重点科技项目，被省科委列为省重大科技项目，获得了重点扶持。

    企业也确实不负众望，他们把渔区废弃的虾头、蟹壳大量收购过来，经过高科技的深加工后，成为国内外市场十分昂贵而畅销的医药化工产品——甲壳素系列产品，每克价值27美元，比黄金还贵。综合利用废弃虾壳开发甲壳素系列产品，是个变废为宝的“绿色项目”，是一件利国、利环境、利企业，一举三得的大好事。如今他们已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省医科院、中国医科院、省水产研究所、浙大生命科学医学工程院、国家海洋二所等合作，开发出了甲壳素系列海洋医药化工产品：有治疗皮肤创伤的康达速生物流体敷料膜和康达舒降血脂片、可加工成多种产品的氨基葡萄糖盐酸盐和氨基葡萄硫酸盐，还有很强抗癌效果的鲨鱼软骨胶囊等产品，1997年创产值3100万元，创税利700多万元，出口2280万元，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个海洋医药化工厂现在成了海鸿集团的骨干企业，年生产能力已达100吨，成了海鸿集团抗风浪求发展的稳定器。仅前年和去年，在集团公司产业格局中，水产仅占四分之一，而在出口额中，海洋医药化工厂产品超过水产品的出日，成为继老爸食品系列之外，集团公司最强大的支柱。

六

    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集团公司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三次发展创新带来了三次重大飞跃。第一次在“六五”时期，从部优《海岛牌》鱼粉开发到水产冷冻系列产品的开发，《东海牌》冻生虾仁等水产品评上部优，并在国际上打出了代号“233”的牌子，成为水产冷冻行业的大哥大，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此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海洋资源的不稳定性，开始实施“一主多副”的战略，从“七五”到“八五”，企业开发出了氯洁霉素等系列医药化工产品和老爸豆腐干等系列食品。随着医药化工和豆制食品两翼的形成和丰满，企业的综合实力和抗风浪能力得到了加强，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上升到大型企业，在1994年成立了集团公司。到“九五”期间，根据“科技兴海”的战略，他们进行了更高层次的科技产品的开发，利用废弃的虾壳开发成功高附加值的甲壳素和鱼糜调理食品。这三次开发，使企业从一个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成长为海洋生物医药化工和深加工食品的高科技产业中的一员，给海鸿带来了质的飞跃。如当年郭加明仍坚持这“虾生意”，沾沾自喜以当“虾大王”为荣，不开拓新产品，肯定挣脱不出苦海的。做那些当地小企业都能生产的作坊产品，等待他的，只有跳海一条路！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走过海鸿集团出资百万元打通的隧道，一个鱼市场正期待着远方来的渔船，一个更蔚蓝的大海正向海鸿人迎面扑来。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海鸿人有更加远大的目标。2000年，海鸿集团要实现销售额5亿元，税利6000万元，创汇2000万美元。

    郭加明 —— 一个打鱼出身的孤儿，一个被省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称号的弄潮儿，在十五年大浪淘沙之后，仍雄赳赳气昂昂抱定大海不放松，实现着自己心中不变的理想。

                                          写于1998年

 

长长的路

·詹国生·

    有位作家了解我的生平之后，曾给我写了首诗。

    诗曰：传说，

          凤凰在烈火中再生，

          也在烈火中成长。

          而今，有一只海边的凤凰，

          却在劫难中翱翔！

    我叫詹国生，1944年1月出生在玉环县坎门镇。这儿依山傍水。滚滚的海水长年拍打着堤岸，陶冶着幼小心灵。我从小好学，有人夸我聪明，刚7岁那年，进入坎门镇小学读书。门门功课都是优秀，尤其爱好画画，朦胧中自觉有这方面的天份。

    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欢乐的课堂里，常常受人白眼。因此，人生的道路凶多吉少，生命般的政治前途断绝了，我只有在画画中寻求安慰，寄托未来，另觅生机。

    我很想读书，可是命运偏偏捉弄我。由于是“四类分子”子弟，只念了二年初中，就被迫停学。之后父亲辞世，生活依靠母亲在一家商店当营业员的收入来维持，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我弟妹六人，我是老大，尽管那时我才15岁，还是得找个工作谋生，于是我进了坎门一家商店当营业员。一年后，我当上了会计。

    但我仍念念不忘学画画，总觉得这是我将来唯一的前途。在那“唯成份论”的年代，让我搞财务，有些人还是不放心；而画画，也许可以不受家庭成份的限制，尽管这条路并不清晰，也不知尽头。但，少年的纯真，社会环境的影响，促使我去追求这条充满希望的路。于是，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倾注在画画上。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去买纸、笔、画册。我争分夺秒挤出时间临摹，写生……。

    为了使爱好画画的人聚在一起，互相学习，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组织了“坎门区业余美术小组”。一有空闲，大家就凑在一起切磋琢磨，共同提高。还帮助坎门文化站开展街头宣传，美化环境。在坎门街头巷尾，设立了许多画廊、橱窗，贴上一幅幅精心之作，配合政治中心，搞宣传，把一个单调的渔乡小镇打扮得色彩缤纷。

    不想，“文革”的大火燃烧了。在那凶猛的“破四旧”运动中，我所有的画稿、资料被当作“封、资、修”黑货统统抄去，一把火全部化为灰烬。我捧起一本珍贵的《芥子园画谱》的纸灰，不禁失声痛哭！

    天呀！我每月只有24元工资，交给我母亲20元，要负担七口之家，生活十分拮据，经常难以为继。为了学画，我还是咬咬牙买了梦寐以求的《芥子园画谱》。这画谱是学画的范本，我买到此书如获至宝，从此日夜钻研，几乎废寝忘食。我似乎看到了人生旅途的曙光，窥见了明亮的彼岸，可是如今一把火烧去了，怎不痛心疾首！

我的心，与纸灰一起变冷了。

 

    我的心已冰冷了，可是一股“暖流”硬把我的心温暖过来。在“文革”中，那“大革命”几个字非常神圣，对20来岁的青年人，会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但是，这举国上下的滚滚洪流，把每一个人都冲得头昏脑胀，不少人在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下，倒在血泊中……我想我不能夹在这无休止的争斗中，我得赶快离开！走得越快越好！于是我以我母亲有病为由，把我母亲送到上海亲戚家去治病，自己也就在上海住下来。

    白天，陪母亲去医院，晚上，有时上街看看，只见满街大字报，那浓烈的火药味，远比坎门厉害，我噤若寒蝉，忧心忡忡。

    一天，有个坎门人来上海找我，说：“请你帮帮忙搞点业务。”

    “什么业务？”我惊愕地问。

    “小五金加工业务。”来人告诉我说，现在他们办起西台综合社，搞小五金机械加工。

    “那可以吗？人家说这是资本主义，要卡的。”

    “管他呢！人家宁波、温州都在搞，而且办得很多。”找我的人是西台综合社的负责人，他们这些人原先是二轻系统的工人。前几年下放回农村，生活要出路，于是组织了综合社，办起小工厂。

    打这之后，他们三天两头来找我，而且再三央求说：“我们已经别无出路了，不办厂，要饿肚皮了！”

    这些年，玉环地区武斗不断，生产荒废，人们苦不堪言，尤其那些无业居民更是无以为生。他们走投无路，冒险办起了小五金厂，希望在城市里接点加工业务，赚点钱活命啊！

    我可怜他们，就答应帮助他们搞业务。

    那时，我们外地人到上海，住旅馆都有硬性规定，为的是便于“文功武卫指挥部”检查。玉环县人，规定只准住九江旅社，我帮助他们搞业务，也就住在九江旅社。这时我却认识了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玉环人，不想，我们两人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他叫金忠庸，是东海舰队后勤部一位军官，由于身患肝病，长期病休在家，对于故乡，他怀有深厚的感情。解放前他曾在玉环搞地下工作，只要有玉环人找他帮忙，他都尽力而为，他常常来九江旅社看望这些故乡的人。一天我因病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从服务员口中得知我病得不能起床，他来到我的房间，见我在发烧，立即叫来出租车，送我去医院，之后便把我接到他家去。在谈话中，他得知我是帮助别人来上海搞业务，对我更为关怀，同时他亮出了一个观点：“你们乡下，一定要搞点工业，否则富不起来。”他还说：“应东钓艚一些渔业大队也应办几个厂，只靠渔业也不成。”

    这些话，在当时几乎是“大逆不道”的。但我想，他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暗暗地钦佩他，也暗暗地在下决心，要好好地搞业务，把家乡工厂办起来。

    一次，我去武汉跑业务，在一家军工厂里，一位业务专管人拿出一颗螺母给我，问我能否做？

    我说：“这螺母是多大？”

    “十六大。”

    “十六大，是多大？”

    “这点你也不懂？”对方疑惑了。

    我傻了眼，原来十六大是指16毫米。可我一窍不通，出了个大洋相。回到上海我把这一憾事告诉了金忠庸，老金对我说：搞工业就得懂技术，跑业务不但要有良好的外交素质，也应有科技知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詹，今后你得要好好学习科技知识，才能跑好业务，才能多接业务，才能为家乡工业上去做出贡献。”从此我开始钻研业务知识和技术。一有空，就跑书店。什么五金手册、机械设计手册、有关标准等等。我购了好些书，读着、读着，不久我跑业务的能力大为提高，什么螺丝、螺母、汽车配件，我接了一批又一批业务。就是我第一次去的那个军工厂，给我订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小五金加工业务，给我发了三吨黄铜加工铜油杯，而无需付给铜材料的押金。这在当时乡镇企业地位不是很合法的情况下，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为玉环乡镇企业接来大批的业务，当时，西台综合社、渔岙农机厂、应东星火大队、友谊大队机械厂、钓艚渔业大队、农业大队机械厂、灯塔大队机械厂等等十多个大队工厂都有我的业务。人们称我为“小五金大王”。

    我扬了名，但我也招来了祸，我遭人嫉妒生恨，一些人无中生有，大造舆论，说我搞资本主义，搞“投机倒把”。坎门镇革委会有位主管领导说我是商业系统人，却去为乡镇企业跑业务是无政府主义，其本身就是搞资本主义，是投机倒把，非要把我打成“投机倒把分子”不可。

    我据理力争，要他们去调查，是否有违法行为。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一点名堂，但他们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一口咬定我外出跑业务就是投机倒把，要我“坦白交代”。无中生有的事我是决不会承认的，我拒绝“坦白”。这样一来，这位坎门镇革委会领导老羞成怒，在一次商业系统会议上点了我的名，说我抗拒交待，一定要严惩！

    这时，金忠庸的肝硬化恶化，他在上海听到这一情况，心如火焚。心想自己对我很了解、应该替我说句公道话，不久他抱病回到玉环，他找到县委领导和坎门镇革委会领导，希望他们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我的问题，并建议县领导能否考虑把我从商业系统调到工业部门去，以便充分发挥我办工业的积极性和免除他人的非议。他走后，坎门镇革委会领导不仅不给我调动工作，并继续组织力量整我，不让我当会计，工资停发！

    这工资是我一家人的活命钱，一个月仅仅是24元的活命钱也停发了。我愤慨地说：“宁可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我来到上海，悲愤地向唯一的知音诉说了自己的绝境。金忠庸忍住肝硬化的剧痛，陪我到花园散步，他取出100元钱塞进我衣袋，拉着我的手说：“你受的打击太大了，你把这点钱先拿回去给你母亲救救家里的急。”说着，他的眼眶湿润了。这时我也不由得热泪盈眶，望着这位为革命积劳成疾的军人，为家乡建设鞠躬尽瘁的乡亲，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临别，金忠庸还颤抖着说：“我身体稍好点，我再到玉环去一次，非和他们讲讲道理不可！”我回家没几天，噩耗传来，金忠庸同志逝世了。临终时，他还嘱咐自己的弟弟金志华去找正在上海治病的玉环县委副书记，替我申诉，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希望你不要泄气，要继续为故乡办工业作出贡献，我是不行了，你要坚持干，你要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为人民作好事，何罪之有！”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语言。他在信内还附着一张邮票，他怕我连回信也没有邮资。

    我扶摸着信，扶摸着邮票，仿佛扶摸着死者的灵柩。然后，我把信紧紧贴在胸前，悲痛地抽泣起来

而我自己，也被单位除名了。

 

    失魂落魄的我，在家呆了六个月。这六个月，我哪儿也没去，什么也不想。单位除名，断了生活来源，一家人苦守一起，受冻挨饿。我意识到，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置我于死地。

    我想，难道我这样被困死吗？我要抗争！我要对我不公正的做法提出申辩。我到坎门镇，我到商业局，要求他们恢复我的公职，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张张充满阶级斗争的面孔，几个月跑下来，没有丝毫希望。

    白天，我同我弟弟上山割点草；晚上，在我家门口摆个卖甘蔗小摊，结果无证小摊还是被取缔。

    一天，本县青马公社农机厂厂长来找我，请我到他公社农机厂当业务员。

    我想，自己就是跑业务才落得这个下场，但是，青马那个农机厂由于没有业务造成严重亏损，信用社陆仟元贷款还不了（那时陆仟元贷款不是个小数目），厂里这些人又都是主要劳动力，还靠在工厂攒钱养老养小，我不能眼看他们坐以待毙。

    我对农机厂厂长说：“你们是公社办的企业，请公社党委和革委会给我写个聘书来，我就去”。我这是想避免过去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的罪名。

    “好！”喜出望外的厂长答应一声便立即回去了。

    第二天，这位厂长又来了，他带来公社党委和革委会聘书，也带来第二个条件：一是暂不给旅差费，等搞到业务后再给报销；二是暂不发给工资，也要等搞到业务后再补发工资。

    对于我一个等米下锅的人来说，这无异是当头一棒，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下来。我的一朋友借给我200元，给我当差旅费，我去武汉，很快接来了一批加工业务，是一笔来料加工业务，对方提供钢材。农机厂资金很困难，材料款是无法垫付的，这真是“雪中送炭”。青马农机厂干了三个月，获利3.6万元，3.6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一下子青马农机厂摆脱了困境，贷款还了，盖了新厂房，购了6尺大车床，公社党委决定在每个生产队安排一个劳力到农机厂工作，青马公社搞得沸沸腾腾，我的名在青马公社扬开了。

    随着我组织的业务不断增加，工厂的效益不断提高，公社党委领导把我尊为“财神”，待我为“上宾”，群众对我刮目相看。但是，在一片赞誉声中，久经风霜的我，总觉得忧心忡忡，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我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安身立足之地。这时，陈屿木器社困难重重，想转产搞五金机械之类产品，他们派人来找我，并表示可以在他们那里把我转为正式职工（该单位届二轻单位），这正好是我当时的愿望：从此我可以在工业单位堂堂正正地搞业务。我答应去陈屿，到陈屿后，我和陈屿木器社搞到一批又一批业务，同时还办起了家属厂，不久，赚了不少钱，拆老厂房盖了新厂房。

    这时，我已经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在这而立之年，可我几乎没有立起，工作老是东飘西荡,至今还是单身汉。而在农村，男子汉过了“三十”还未成家，好像犯了错误似的，无人理睬。到了陈屿之后，经人介绍，与陈屿渔村的一位姑娘结婚了。她是个独生女，父母均年过半百。因此，我要担负起赡养他们的责任。那时，我工资只有50来元，要养家糊口，还是十分困难。刚巧，邻近的贫困山区——福山公社仰天湖大队想改变贫穷面貌，大队党支部打算办工厂，大队书记慕名来邀请我上山帮助办厂。我记得上仰天湖时，大队书记把我带到一个破庙里，庙角落放着一台小压机，有二个人在做墨水瓶盖。我站在压机旁看着他们做瓶盖，大队书记连忙走到我身边，轻轻地对我说：“我们大队很穷，这样穷的地方你介意吗？”

    “穷有什么可怕，穷则思变嘛！”我笑着对大队书记说。

    “但我们基础很差，要办好厂实在太难了。”大队书记叹了口气。

    我诚恳地问：“你们领导班子团结吗？”当时到处在闹派性，成天夺权，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是办不好企业的。

    大队书记老实地说：“团结，我们班子很团结。”接下他还说：“我们穷山岙里的人只想日子过得好点。”

    “你们对办厂有信心吗？”我进一步问。

    “怎么没有，要不就不请你来。”大队书记说。

    “好！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一定把厂办起来！”我毅然地说。

    这样，我就让我爱人落实到仰天湖大队，把家也搬到仰天湖去住。

    我出差时，把我爱人带出去，让她也熟悉业务。我们夫妻两人到处奔波，一年总有七八个月在外，有时连过年也赶不回来。出世只有四个月的女儿，也随我们南征北战，我们想尽千方百计，跑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接来了一批又一批加工业务。不到两年，仰天湖大队翻身了，破庙拆了盖新房，机器排成行。不仅各生产队分红增加，连大队干部因公误工补贴、办畜牧场、修水利、办林场等等集体事业资金都有落实。一时搞得很红火。陈屿区委、福山公社党委领导经常到仰天湖大队来，又是视察，又是开现场会，连山下的姑娘也乐意往山上嫁。仰天湖大队工厂越办越大，越办越多。从此，我在陈屿，在仰天湖又扬名了。

    那时，城关、陈屿一些五金机械厂因业务缺乏，常常上仰天湖找我，要求给一些业务。城关东门大队、西溪大队、洋青大队、城南渔岙大队、城南手工业综合厂等等企业，都从我手里拿到生产业务。他们都赚了钱，当时有人说：“一处开花香四方，詹国生帮到哪里，哪里企业就有起色。”于是我成了远近闻名的业务员。

    人怕出名。在那年代，政治运动很多，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为了搞运动的需要，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大会、小会点我的名，自然也少不了进“学习班”，写“交待”便是我的“专利”。我写了一份“我的交待”放在身边，随时随地把它交上去。尽管如此，也少不了挨斗挨批。说我是玉环县“两个半飞马牌”业务员之一。我的“臭名”也扬遍了玉环县。

    “四人帮”被粉碎了，极“左”路线受到彻底清算，群众办企业的热情日益高涨。我在想，在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下，我可以为发展玉环乡镇企业出一份力，为玉环扶贫致富干一番事业。但我做梦也没想到，正当人们欣喜若狂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热情奔放的投入“抓纲治国”中去时，一个漆黑的晚上，突然来了几个人，把我抓到县里关起来，他们说这是在刮“红色台风”。

    在公安局里，他们说：“你到处替人办厂，拿高工资，是资产阶级暴发户，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另一个公安人员说：“你建造了四间四层楼高屋，你的钱哪里来？”

    我心里觉得好气又好笑，我家的房子就在公安局后面不到200米的地方，在东门路2号，只有四间平房，这位公安人员闭着眼睛在说瞎话。但在那个地方能容得你申辩吗？能让你把事实澄清吗？这位公安人员又说：“现在政治上要清理帮派体系人物，在经济上要打击资产阶级暴发户，你是玉环“两个半飞马牌”之一，是玉环县赫赫有名的暴发户，你应知罪。”

    我被搞糊涂了，心里想这些年来栉风沐雨，带着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病灶，走南闯北，甘辛酸辣，有几个人能理解。为我县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做了不少好事，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帮助扶持这些乡镇企业，从来没有拿过他们的钱财，平时来请我喝酒我都不去，怎么“抓纲治国”又抓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怎么也想不通。不过陈屿、城关的干部和群众对我依然很好，尽管我被关在公安局里，他们还是纷纷到我家探望，安慰我母亲和我爱人，使她们十分感动。

    我在看守所里一再申辩，我母亲和我爱人在外面奔走呼号，可是谁有回天之力？！

我惆怅，我痛苦，扶着冤狱的铁窗，不由仰天长叹！

 

    我从被抓的第一天起，什么拘留证，什么逮捕证都没有，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只凭我“大名鼎鼎”必定有罪。之后他们又查来查去什么问题都没有查到。他们把我和当时玉环县最大的帮派体系头目县委副书记关在一起，他们什么也不管，没完没了地关着……。

    一天，牢门突然打开，来人说：“詹国生你把东西收拾一下，你可以出去了！”

    “我可以出去？”我反而奇怪了。

    现在刑法已颁布了，你可以出去了，言下之意，刑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可是他们已无故把我关了11个月了。

    “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出去，你们关我对吗？”我要洗刷这不白之冤。

    “关你嘛，”又是第一次审问我的那位公安人员说：“当初关你是对的，因你名气太大了，是全县赫赫有名的‘飞马牌’，群众有反映，组织对你审查是对你负责。”接下去他又说：“现在嘛，放你出去也是对的，因经过审查，发现你没有问题，这也是对你负责。”最后他又说：“出去后要好好工作。”

    说得真轻巧，仿佛是让我放学回家似的。

    我真哭笑不得，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但我心里愤愤地说：“再也不工作了，一颗已经创伤的心也破碎了。”

    我回到家里，母亲老了许多，由于天天想我，天天哭，眼泪哭干，老眼昏花了。

    我的妻子容颜樵悴，目光呆滞，她为我到处求人，奔波……。

    全家都遭了劫难，谈起办厂的事，人人心灰意冷怨愤难平，我越想越懊恼，原来有病的我，竟躺下起不来了。

    这一病，病了二年，1980年春天来了，春风吹醒了冬眠的大地，万物复苏，玉环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景象。

    一天，城关镇委书记和一名主管工业的副镇长来到我家，走到我的床前对我说：“国生，你是个人才，一定要起来，现在全国形势大好，乡镇企业要发展，玉环县经济要发展，你到我们城关镇工办来工作吧！”

    “我身体不行。”我神情颓丧地说。

    “身体不行，可慢慢做，少做点，不过你必须出来工作。”书记说。

    “那怎么行呢？”我还是有犹豫。

    “镇委已商量过，你和你爱人一起到工办工作，她可以照顾你。”

    我望着这位书记，想说但又说不出话来。

    “为了‘四化’建设，为了振兴玉环经济，你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对你的身体条件我们也考虑过，平时你可在家多休息，有事我们可到你家来商量。”镇委书记说。

    “我是陈屿的业务员。”我说：“陈屿是我洒过血汗的地方，那里的人也很重感情。我能忘了他们吗？”

    “这样吧！”镇委书记知道我是很重感情，就说：“你可以为陈屿保持老的业务关系，新发展的关系放在城关。”

    我想了想，我家住在城关，况且现在形势确与以前不同，好像再不会把办工厂的人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我那近乎干涸的心田又湿润了，枯萎得快要凋谢的心也慢慢地复苏，我就答应了。

    外出跑业务必须东奔西跑，可我病情依然十分严重，既有心动过速，又有肺气肿，而医生说要好好休息，否则，有可能因疲劳过度气闷窒息或心跳骤然停止而弃形骸于他乡。但镇委书记的诚挚感动了我，怎么能置领导的重托和大好形势于不顾呢？我决定了，即使拼着命也要干！

    我爱人站在旁边，眼眶里含着泪水，显然，她看到我虚弱的身躯，更何况她想到这几年深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折磨，心有余悸，她一阵心酸，潸然泪下。

    镇委书记几乎看出我爱人这时的心情，他安慰说：“请你相信我们不会让他过份劳累，工作上有什么责任，我们党委会承担。你们大胆地干吧，不会像过去搞运动。”

    我爱人擦擦泪，对我说：“既然你决定再去跑业务，我陪你去。”

    “你陪我去？”我说。

    “是，你没有我陪是一步也走不动的。”她认真地说。

    打这之后，在玉环车站，经常有人看见我全身被棉衣或棉被盖得严严实实，人们背我上车，这真是古今少有的壮行。过去有人抱病出征，而现在我却是抱病出差，为了玉环的乡镇企业，为了振兴玉环的经济，我与我的妻子，打点行装，准备远途跋涉。

    春寒料峭，我们出发了。谁知道，这时的我，是刚刚挂过大瓶，打了针才从床上下来的啊！寒风凛冽，紧裹衣服。一路上，我们把针筒、药物统统带上，走到哪里，用到哪里。我爱人学会打针、挂瓶，成了特别护理。

    夏天酷暑袭人，我们带着凉开水、软竹席，渴了喝一口，累了躺一阵。

    冬天，寒气刺骨，我们带上热水袋、小棉被，冷了暖一会，累了躺一下。

    就这样，我们在路上度过了多少白昼和长夜，走过了多少个城市和乡镇。

    到了目的地，旅社一住，我就用电话通知对方厂到旅社来洽谈业务。别人是找上门去，而我是请他们来到自己的病榻前。这里面的艰辛，真是难以言喻。我就是凭着这样的毅力，这样的魄力，而产生了这样的吸引力，为玉环乡镇企业接来一批又一批业务。扶助了一个又一个乡镇企业。

    1984年，辽宁沈阳一位姓许的工程师来到玉环，准备在玉环创办一个冰箱部件厂，生产电冰箱冷凝器。他在玉环已和几家乡镇企业洽谈过，但均无成功，经人介绍他要与我洽谈。我向城关镇委汇报，经镇委和工办研究，决定把这个项目谈下来，与城关镇东门大队合办，因东门大队是当时在城关镇工业办得最少的一个大队。

    我与许工程师见面时，许工程师见我这位身材瘦小的玉环人，看了看地说：“我在玉环也谈了几家乡镇企业，都不理想，你能行吗？”

    “行，我们一定能与你合作。”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足足谈了三个小时，大家推心置腹，真诚合作，谈得很投机，最后拍板成交。

    玉城区委城关镇决定把这个项目正式由东门大队来办，这联营厂的厂长由谁来当。许工程师和东门大队一致推荐要我当厂长。他们认为，我当过会计，懂财务、会核算，跑过10多年业务，懂经营，而且还帮过别人办过好多厂，是个行家里手，非要我当厂长不可。

    可我对冰箱部件不懂行，不懂就学嘛，我除了请教许工程师外，搜集了大量有关冰箱的资料，还到杭州、嘉兴、宁波等冰箱厂去参观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一些基本技术知识，决定在这冰箱部件行业大干一番。

    在我国，八十年代中期，电冰箱已逐步进入千家万户，其需求量空前巨大，市场潜力也很大，投产冰箱部件，肯定会有丰厚收益，大有可为。我和许工程师、东门大队党支部一班人全力以赴投入筹建工作。城关镇委、玉城区委都很支持，很快就筹集了几万元资金。

    根据国内有关资料，现时生产电冰箱是用扳式和百叶窗式冷凝器。其散热效果差，耗电大，而日本等国生产的电冰箱采用丝管式冷凝器，其散热效果好、省电。国内也有厂家要采用丝管式冷凝器，但生产工艺十分落后，采用手工焊接，质量差、效力低、劳动强度大、成本高，不如人意，只好花大量外汇向日本等国进口冷凝器或进口工艺先进的丝管式冷凝器生产设备。

    轻工部针对这种状况，把开发研制生产丝管式冷凝器的主要设备——微机控制的丝管焊机列为攻关项目。当时，国内湖北沙市自动化研究所正在研制该项目。这是一项具有十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项目。但沙市自动化研究所由于科研经费不足，又找不到愿意应用这项颇有风险的科技成果的厂家，一度使这科研课题陷入僵局，打算下马。

    1984年3月，我与许工程师一落千丈路风尘直奔沙市，找上门与该研究所周所长和课题组负责人进行双向合作谈判。并在沙市达成协议，使这项即将夭折的科研项目又重新开展起来。由于我们迈出了决定性一步，“雪中送炭”，使沙市自动化所科技人员大为感动，试制进度加快。我与许工程师又三进沙市，终于把焊机研制出来。之后，我们又移师玉环，投入实质性运行的试生产阶段。边改正边运行，我与沙市自动化所科技人员一起，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日夜奋战，终于使这台国内首创的微机控制焊机在玉环冰箱部件厂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由该机生产的钢丝式冷凝器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八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并通过了浙江省省级新产品鉴定。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大家激动得掉下喜悦的泪花，不由得嘘了一口气。

    1984年12月，由湖北省科委主持的微机控制的丝管焊机鉴定会在玉环召开，与会专家们一致给予好评。会上，湖北省科委郭主任激动地说：“这台微机控制的丝管焊机研制成功，我们很高兴。使我们更加高兴的是，这项高科技项目，却由玉环一家很小的乡镇企业来组织鉴定，并承担成果应用，其胆识和魄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实在令人敬佩。”郭主任还对着我说：“没有像詹国生这样慧眼识珠的企业家，我们这个科研项目也就夭折了。”他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今后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关键设备获得成功了，我们又马不停蹄，继续奋战，自行设计，自己动手，制造一些配套设备和设施。我和许多工程师又跑到杭州、嘉兴等地借来几吨主要原材料——邦迪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丝管式电冰箱冷凝器在我们玉环正式投入生产了。

    鉴定会之后，县委县府、科委、主管局的领导很重视我们生产上马，银行财政也给我们解决部分流动资金贷款。

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电冰箱厂也闻风赶来，产品销路打开了。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城关镇政府换届，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城关镇工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杭州许工程师支持我在坎门另起炉灶。

    坎门是我的老家，当年指导我办厂的革命军人金忠庸，也是对坎门这一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最为思念呀！尽管我现在已迁居城关，可总是坎门人，不能忘怀，也没有忘怀啊！

    1985年3月，我终于决定回坎门办厂，原来从杭州、苏州、宁波等地接来的业务全部交给了东门大队冰箱部件厂，一张图纸一根钢丝全部都给他们，我只有双手空空地来到坎门，怀着办好工厂的强烈愿望，决心在东海之滨，重新创办一个独具特色的冰箱冷凝器厂。

    创业伊始，充满艰辛，一无资金，二无厂房，三无设备，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怎么办？我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苦苦思索，采用集资合股的办法招了6个股东，筹了3万元，创办了当时颇有争议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没有厂房，就找遍坎门，终于在坎门找到一家面临倒闭的区属塑料编织厂，给他们安排20名职工就业问题，一年付给5000元租金。设备没有，就到当年共同研制科技项目、一起奋战的沙市自动化研究所求援，那当年在玉环鉴定会上的郭主任和周所长实现自己的诺言，给我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日夜奋战，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制造出一台焊机。但我到坎门办厂的消息让城关这几位领导知晓，他们写信给沙市自动化研究所，叫他们不要给我设备。还扬言要拦劫我的设备。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沙市自动化研究所不理睬他们那一套，他们这种做法是枉废心机。我经过了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又重整旗鼓重开锣，把厂办起来了。

    1985年10月，我在有关部门和科技人员的帮助下，采用国外最新技术和工艺，成功地生产出丝管式冷凝器，并列入了浙江省新工业产品试产研制计划，产品经沈阳、天津、福建和上海等国家定点厂配套使用，制冷指标超过轻工业SG－215－85家用电冰箱标准，深受用户好评。同年被选送参加浙江省“四新”产品展览会并获奖，工厂当年投产当年获利。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冰箱需求量猛增，全国国家定点生产厂家已有42家，引进国外生产线有62条，其中有26条是引进冰箱王国——意大利的生产线，其配套冷凝器是意大利式百叶窗，他们又有切努西、阿里斯顿、梅戈尔等公司。我们经过了一番市场调研，决定开发意大利式百叶窗冷凝器。经过几个奋战，成功完成研制开发，替代了进口，又一次轰动国内电冰箱冷凝器制造行业。

    有一次，我厂有个供销员对我说：“吉林电冰箱厂配套的冷凝器是日本将军公司的，日本人曾在吉林厂说他们的冷凝器使用10年不生锈，是当今一流产品。我听后不屑一笑，这位日本人在吓唬人，我弄来一只将军公司的冷凝器，经过解剖研究，原来他们的奥妙在于钢板先镀锌，后再电泳漆，于是我们也做出了这个十年不生锈的冷凝器与吉林电冰箱厂配套。之后我写了一篇“走进冷凝器世界”的文章，发表在《浙江日报》，获得二等奖。1987年，我们研制的意大利式百叶窗冷凝器，通过了浙江省省级技术鉴定并获台州地区“四新”产品一等奖。1987年，我厂的冷凝器系列产品获浙江省优质产品称号，并获浙江精品奖、浙江骏马奖。

    电冰箱生产是我国新兴的产业，国家还没有制定产品技术标准。为此，我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并广泛征求了电冰箱生产厂家的意见，经过反复实践，自行制定了《家用电冰箱冷凝器标准》，在全国同行中第一家建立产品测试室，在国内许多厂家对冷凝器含水器、含尘等关键技术参数不能测试的情况下，我们能进行测试。

    1989年，轻工业部正式下文指示我厂负责起草制定《家用电冰箱冷凝器》行业标准，我们为乡镇企业争到了荣誉，为玉环争了光。在国家行业标准起草工作会议上，来自北京、天津、沙市等一些国营老厂的总工们有些不服气，让我这位乡镇企业的“矮人”来主持标准起草，有失他们的体面。同年我被邀请参加我国第一部《家用电冰箱百科全书》的编写，并提名为编委会委员，该书中有关冷凝器的五个条目均由我撰稿。

    我厂在创办时，是采取股份集资方式（当时称农民股份合作制），对这种经济形式争议很激烈，姓“社”还是姓“资”呢？1987年玉环县委县府为了发展玉环乡镇企业发了一号文件，解放思想，允许我们这样的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工商登记时戴“红帽子”挂集体牌子。我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几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股份合作制也是一种经济形式，党的政策允许存在，于是我找主管县长，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求工商登记不戴“红帽子”，以免今后造成产权不清。主管县长支持我的意见，我领到了股份制的营业执照，我心里说不出何等的高兴。改革开放不但使我们乡镇企业获得新生，使我也获得新生，我有了自己的企业，我不再担惊受怕，不会有人再说我詹国生在搞“资本主义”、“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之后，玉环县委报道组、浙江日报记者在台州日报发表文章，玉环县府也表扬了玉环楚门麻纺总厂和玉环冰箱冷凝器厂，称港北有麻纺总厂、港南有冰箱冷凝器厂是“集百家资，致百家富”的股份合作制典型。1987年，地委书记项秉炎来玉环视察，与我们股份合作制企业厂长座谈，他充分肯定了玉环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之后，省财政厅召集温、台两地区财税人员来玉环考察，在玉环召开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研讨会，并在我厂召开了现场研讨会。我在会上就我厂如何推行股份合作制，促进企业上规模、上等级、上效益的情况作介绍之后，《浙江财政》杂志刊登了我的《股份合作制是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的一种较佳的选择》的文章；《台州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谈股份合作制的体会》的文章。1987年度全县工业会议上，杨仁争县长报告中再一次指示：“玉环县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为玉环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至此“股份合作制”的经济性质姓“社”还是姓“资”就不再有人争议了。

    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政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大中型企业原有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而乡镇企业固有的缺陷也进一步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抓住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的优势，扬长避短，积极推行现代化科学管理，强化基础管理。1987年我厂通过了计量、标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的三项基础管理验收，在全厂范围内开展现场定置（位置）管理，向管理要效益，让管理出效益。

    “科技为先，质量为本。”科技兴厂，借梯上楼，我们积极开展横向的经济技术联合。根据市场需要，我们不断研制开发新产品，我们产品的品种、规格型号在全国同行中最多，产品覆盖面在全国也最广。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良心，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者胜、劣者汰，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在企业内部，我们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从产品设计、原材料进厂、生产工艺、产品销售都进行严格把关，我们有产品在全国唯一获得优质产品称号，畅销吉林、沈阳、天津、陕西、杭州、福建、上海、湖南等省市，深受用户好评，在国内同行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工厂经过三年的技术改造，产值产量连年翻番，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办厂不到三年，产值突破300万元，创利税180万元，在同行中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我们深化企业改革，推行现代化科学管理，还努力创立培养“企业精神”，致力于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精神，是企业和职工的经营信条、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汇集而成的群体意识，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炼出来的经验结晶，是规范行为、统一意志、激励上进的精神力量。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企业面临着国内外激烈竞争和猛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培养企业精神作为迎接挑战的重要对策，一方面引导广大职工提高与改革相适应的信息、效益竞争的新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大张旗鼓地开展讲传统、比贡献、谈奉献的活动，进而形成了“精诚团结、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求实高效”的企业精神，我们用这种企业精神，去激发职工，去艰苦奋斗，去拼搏进取，把企业精神渗透、贯穿到企业的多项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从而激发了广大职工的责任感、进取心和凝聚力。

    我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乡镇企业，不能像七十年代那样小打小闹。通过实践与总结，我认识到，企业的良好形象是无形资产，企业形象不仅体现在产品质量上，还应当丰满地反映出企业的风貌，1987年，我就开始执着地追求走内外结合塑造企业形象的道路。

    在企业内部，我们全面推行现代化管理，强化基础管理，全体员工都必须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学习、参加全国统考、参加计量标准化、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学习。为了提高广大职工的文化素质，我创办了夜校，使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工上高中班，小学的职工上初中班，不到二年，我厂青年中95％以上都达到高中文化程度，使工厂整体素质得到提高。我厂青年工人占90％，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青春将黯然无光。为此，我厂规定，每个星期六晚上在会议室大厅里，举办舞会，并邀请坎门区共青团支部青年来厂参加舞会，精美的舞池里，五彩的灯光下，青年人翩翩起舞，充满了现代生活气息。

    运动场上，有力量和技巧的角逐；演出厅里，人人登台，各显神通的表演展示了青春的活力。

    在民主管理方面，我认为：“现代的企业竞争，是科技竞争、人才竞争，要拥有科技必须先拥有文化知识。”厂长负责制并不是独断专制，是权威性和民主性的统一。要充分发挥共青团、工会的作用，对工厂的经营管理进行民主评议，开展班、组长、科室干部的竞争上岗。我们必须有识才之眼、用才之量、育才之心、爱才之德。因此，我坚持每个星期与职工代表进行一次民主对话，我还把全部职工按出生月份统计起来，坚持每月一次给同月出生的职工做生日，给他们送点生日礼物，开文娱晚会，我给他们致祝词。这样，我们冰箱冷凝器厂对职工来说，既是一个提高生产技能的场所，又是丰富多彩的娱乐天地，更重要的是职工都有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工厂就像一块磁铁，强大的凝聚力就产生了，企业的精神也就形成了。

    事实已说明了这一点。1989年，国家经济暂时滑坡，宏观调控，治理整顿，银根紧缩，国家出现暂时困难，企业也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困难，我们就开展了“国家有困难，企业怎么办？”的大讨论。全体股东和全体职工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投入了大讨论，全体股东决定1989年不分红，把资金投入再生产，全体职工响应厂部号召，开展增产节支，开展劳动竞赛，他们提前上班，延迟下班，增加产量，降低消耗，节约一度电、一度水，一条钢丝掉在地上也捡起来，广大职工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思想境界，表现出努力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19岁女工于雪英的班组，日产4500片钢丝式冷凝器，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我深有感慨地说：“这么好的职工是我们开展企业文化得来的”，于是我在台州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为国分忧，匹夫有责”的文章，又在企业文化报和浙江日报发表了《借助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形象》，该文章被浙江日报社印成小本子发行。实践说明，塑造企业内部文化，要跳出企业的小天地，广泛与社会发生多方联系，通过文化、新闻等单位来塑造企业的外部形象。

    1988年，我们出资举办了首届浙江省老年迪斯科电视大奖赛。我认为，我们虽然是股份制企业，搞这些活动是拿我们自己腰包的钱，但一个人、一个企业，应该对社会尽点责，做点事，而企业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之后，我们又举办了一、二届台州地区十大歌手大奖赛，玉环县老年健身舞大奖赛，卡拉OK大奖赛，赞助渔民画展、摄影、邮票展览以及老干部球赛等等一系列群众性文体活动，尤其是一、二届台州地区十大歌手大奖赛，地委领导林希才、李相缪、梁雄、王中河、台州日报主编卢秀灿等领导人亲临玉环，我国著名歌手韦唯、肖雅、笑星都爱民、唐老鸭李扬等人特地来为大赛助兴，在台州地区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此，我们玉环冰箱冷凝器厂在台州地区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同时，对公共事业，我也不惜钱财，如教育经费我们捐资壹万伍仟元，修山洞、老人活动室等等，我们都捐了资。我厂还为广大职工办理养老、意外伤亡事故和医疗保险。为了缩短股东和职工之间的鸿沟，我们在年终利润中提成10%给职工分红，股东与职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没有特权，以此促进我们股东和职工团结一心。职工们说，我们虽然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但厂里为我们想得很周到，我们不比国营、二轻差，在乡镇企业仍然有奔头。这样，我和我的企业在社会上有了良好的影响，企业在社会上树立了高大的形象，这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宽松的外部环境。

    在社会上，企业有了名声，职工也增加了自豪感，我们的职工很有感触地说：“我胸前戴着厂徽，走在路上都觉得光荣。”有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有了严格的科学管理，有了高素质的职工，工厂一片生机勃勃，发展迅猛，三年上了三个台阶。1987年经考核，获得地（市）级先进企业称号，1988年省企业上等级资格审查小组来玉环考察，我县盐场、县花边厂、县净水设备厂和我冰箱冷凝器厂都列入省级先进企业的考核行列，之后，由省地县三级联合进行考核，我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和超过省级标准，被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先进企业称号，我县乡镇企业同时考核通过的有县净水设备厂，当时，称港北有净水设备厂，港市有冰箱冷凝厂。玉环县两千乡镇企业，仅有两家乡镇企业为省级先进企业。我们为玉环乡镇企业争了光，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同时我们获得“文明单位”、“重合同守信用”、“玉环县四上企业”地区明星企业、省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先进单位、质量管理奖和地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等荣誉和称号。我也被评为省乡镇企业明星厂长、地区优秀厂长、企业家、玉环县企业家。

    在此后一段时间，我的企业经历了风波，我的人生道路又有新的曲折，但我将一步步艰难地走下去，“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生命不息，事业不停，长长的路还未尽头……

 

                        本文作者系原冰箱冷凝器厂厂长

 

 

美哉，绿色的事业

——叶善训小传

                    陈 力 平

 

坐落在楚门镇东门工业区朝阳路环城河畔、占地面积10000余平方米的玉环县东方环保实业公司，是台州市绿化委员会命名的“花园式单位”。这里无土不绿，芳草萋萋，绿树依依，缠墙而上的“爬壁虎”，柔枝摇曵，塔柏俊直坚挺，黄杨冠圆如盖，海桐漾黛，建有枕波亭、卧碧桥，还有一幢四层的芳菲绿屋，给人以庭院小轩、清新素雅的恬趣。在绿茵茵的草坪上，有文旦、樱桃、金旦、柑橘等果树，还有法国梧桐、芭蕉、墨竹、黄桐、红枫、龙柳……等观赏植物，一年四季，迎春含笑，玫瑰缀锦，桂子熏月，红梅盈香，整个庭院花繁叶茂，百鸟啁啾，充满了绿的爱抚，洋溢着绿的诗情。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叶善训，对绿色情有独钟。在绿色的环境里，肩负绿色的使命，缔造绿色的事业，与绿色结下不解之缘。他为绿色在奋争，哥哥叶鹏说他是“半生茹苦梦长绿。”

玉环环保企业的诞生和崛起

1976年下半年，叶善训以“老知青”这个既不光荣也不耻辱的特殊称谓，从干江插队13年后回城，受聘于乡镇企业楚门沉淀器厂任供销员、供销副厂长，沉淀器厂的前身，原是“文革”中创办的小小工艺美术厂，十几个人，靠手中一把刻纸刀，剪刻“伟人像”、“花边风景”等图案勉强维持，热潮一过，生产自然一落千丈，小厂濒临倒闭。叶善训还在干江时，18个知识青年经过几年锤炼，随着对生活的追求而成熟，渐渐坚定了在农村“扎根”走亦工亦农道路的信念，自筹资金创办干江农机厂。有一次，他出差中南地区，发现了一种有发展前途的纸质蜂窝填料，直管可用于保温、隔音，斜管有利于自来水沉淀池加速沉淀。他出于同乡情谊，曾为沉淀器厂献计献策，积极提供市场信息，帮助介绍新产品，劝他们转产，并在聘请技术人员、采购原料、筹措资金等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此次应聘该厂，既可说鱼归大海，也可说沉淀器厂“牵”回了一匹千里马。

一进这刚刚转产的企业，叶善训立刻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此时的沉淀器厂，像刚刚出生的婴儿嗷嗷待哺：原料、资金、业务严重不足，厂房是租用的，要改变面貌，谈何容易。

“乡镇企业属鸡命”。在社会上滚打过几年的叶善训，太知道这句话的含意了。他意识到供销员肩上这副担子的份量，使出全身解数，奔东跑西，求三拜四，首先解决了原料和资金的燃眉之急，然后和工人一起日夜奋战，解决产品的质量问题：一抓生产工具改革，二抓产品的品种规格，同时又赶制产品介绍资料和新样品。他奔波全国各地联系业务，披星戴月访问用户听取对产品的意见，又马不停蹄地深入科研单位请教。这时的叶善训，活脱脱像个“拼命三郎”，念念于心的只是工厂、工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送上的一本本产品说明书，换来了巨大成效：几十万元的订货合同陆续签订，岌岌可危的小厂转危为安。我县第一代崭新的环保产品——玻璃钢蜂窝斜直管填料，以成熟的工艺，优良的质量，在国内多家自来水公司和水处理厂打响了！此后国内同行厂家在质量、造型、价格的竞争中均未能超越，它像一朵鲜花，“开”遍全国，“香”满九洲。业务兴旺，人员骤增，生产迅猛发展。一幢三层、一幢四层的两座大厂房在楚门西青山拔地而起。它像一本光荣册，记录了楚门沉淀器厂——玉环县第一家环保企业的诞生和崛起。

厂大了，人多了，为了发挥企业的优势，更快地发展新产品，扩大应用领域，1979年，上级有关部门决定将楚门沉淀器厂一分为二：任命林楚端为玉环县净水设备厂厂长，叶善训为玉环县环保器材厂厂长。前者生产给水净化的设备、器材；后者生产污水膜法处理的填料、设备器材。

几年的探索、实践，叶善训已深入了解到环境保护行业的许多“奥秘”，诱发他求知、求变和永不满足现状的开拓精神。环境保护，虽然在国外早就极为重视，在国内，当时却还是一桩新兴产业。叶善训对玻璃钢蜂窝产品的造型改革，心血沥沥，创全国一流水平，可说是环保行业的一朵报春花。但是，花迟早总会有凋谢的一天，他看到了这种“险情”，又在积极探索新的填料进入污水处理领域。他找到了上海石化总厂环保研究所，决定配合他们的“D型软性填料生物接触氧化法对丝绸印染废水生产应用”的科研项目，试制新产品。1982年5月，由纺织工业部生产司主持，上海石化总厂在绍兴丝绸厂召开了生产性鉴定会，环保器材厂接受了部定点的生产任务。

工厂办得起来越生色，年产值从几十万元递增到百余万元。叶善训忙里忙外，踌躇满志，企业命运的缰绳已握在他的手中，他要驰骋天下，把那股闯劲、拼劲搅在一起，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

一个红红火火的工厂被扼杀

叶善训思维敏捷，有开拓创新能力，懂得一般经济规律和企业经营法则，他决心大干快上，扩招人员，但在识才用人方面“老马失蹄”，轻听轻信，人“妖”不分，屡犯急躁症。由于求才心切，他广邀同乡同学来厂工作，其中确有直心热肠、赤胆忠心协助他的好伙伴，也有利欲熏心、阴险毒辣的伪君子。

××是叶善训小学同班同学，也插过队，务过农，命运类同，称得上“患难之交”。他请××来厂时曾遭人反对，却委以副厂长重任。

这时，叶善训热衷于D型软性填料的改革，探索试制填料结构的改造：中间紧嵌塑料夹片，把散丝打结改为中心绳，使产品表面积实用效果提高一倍，这种产品定名为D2型。D1型每立方米的价格是40元，而新产品D2型每立方米62元。

1984年3月间，天津石油化纤总厂与天津化工部第一设计院来人调研订货，叶善训正好出差临海赶印产品资料，接待客人无疑是××副厂长。当晚，他与客人草签了一份供货D1型软性填料合同，每立方米高于订货价10元，总计金额36万余元。第二天叶善训回厂得知后，大为恼火。

“D1型是将要淘汰的产品，你为什么不向客户推广D2型？”

“我看改型的填料还没有十分把握”。

“你有什么根据？”

副厂长说不出理由。因为他进厂只有两个多月，有关填料实用机理还不甚熟悉，只是强调每立方价格多订10元，企业可以增加收入。

叶善训铁青的脸色，显得十分难看。

“我们资料上明明标价D1型每立方40元，你却订50元，这不是自打嘴巴？怎样向用户解释？企业还要不要信誉？价格是厂部通过核算包括你在一起订的，你擅自改变，到底为什么？”

副厂长语塞。

叶善训只得重新与客人谈判，晓以产品利弊，要求对方改用D2型。几位工程师很快接受，达成协议重签了合同。

人各有志，有人志在高山，有人志在低丘。

正当叶善训带着新印产品目录，参加第一次全国给排水环保装备技术展销会，为成千上万排长队的观众分发资料时，这位副厂长磨刀霍霍，正在工人中四处游说、许愿、酝酿一场“夺权”斗争。

“D2型软性填料当中用塑料夹片，这不是提高成本吗？工序复杂，生产又费时。我是为大家着想，那样每个工人起码会减少600元收入，不知厂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用塑料夹片不是要请外单位加工吗？说不定当中有人还可以权谋私，搞点回扣，捞些油水呢！”

不明真相的职工议论纷纷，为副厂长挨批抱屈。

北京的展销会开得十分出色，从实样布展、产品种类到资料介绍、咨询服务，都堪称一流。环保总局副局长还特意为他们开了座谈会，赞扬他们厂小志大，为环保事业作出了努力。谁会料到，厂里在副厂长的唆使下，正在积极酝酿“政变”方案。

副厂长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姿态出现在有关部门,游说、拉拢、拍马、许愿……利用微妙的人际关系取得一些领导人的信任；对内则对“亲叶派”加以整治、穿小鞋，轰出了几个叶善训请来的技术人员。一个月后，叶善训从北京回厂时，副厂长的“计划”已有了周密的部署。

人为的矛盾和纠纷，给工厂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叶善训虽怒火中烧，但孤掌难鸣。此时，几位镇委领导都已调离，新的班子刚组建，情况也不很清楚。工厂经过几个月的折腾，问题仍未能解决。当时有人主张分厂，叶善训欣然同意，又主动提出一个方案：把工厂划为两股，厂内现有合同业务近百万元，加上厂房、财产、设备为一股；一块厂牌为一股。让副厂长先挑选，工人则由他们自愿选择，愿到哪个厂就到哪个厂，一律不干涉。

人类历史是人创造的，而特定的历史环境又能创造出特定的人物。本来是改革产品上的意见纷争，纯属工作范畴，没料到竟会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怨仇。然而，竟连这样的分厂方案也未能得到对方的回应。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悻悻败北，1984年5月中旬，叶善训被迫调离了近8年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工厂，奉命到镇工业办公室上班，他的心是苦涩的。但是硬汉子的眼泪是血，只能往心里流，他走了，身后留下的是许多不解的问号。

鸠占鹊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到二年，这个夺权“胜利”的厂长，利用职权私订了非环保产品——几十万编丝袋的供货合同，瞒天过海转让给别的单位加工，送住邻县发货，中饱私囊，他以供销在外辛苦为名，购买大量高丽参补品，象征性地分发收买人心，大部分归于己有，企业生产每况愈下，前景黯淡，他看情况不妙，又申请辞职逃之夭夭，给工厂留下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堆积如山的难题。后来，虽换了几任厂长，但都因工厂积重难返，留下了一声声回天乏术的长叹！1988年底，只得宣布“职工遣散，工厂拍卖”而告终。

一个红红火火的企业被扼杀了，这是谁的罪过？是叶善训？是夺权“胜利”的厂长？是领导姑息养奸还是有关部门未做好厂长离职前的审计工作？值得人们深思！

引进专利技术的先驱者

失败——对弱者是句号，对强者是逗号。

1984年7月，得到人们理解和鼓励的叶善训，重振雄风“东山再起”，白手起家，创建了股份合作制玉环县楚门环保装备厂。刚组建的企业，资金、设备、厂房、原料、业务一无所有。半年内叶善训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组阁集资；二是生产D2型软性填料投放市场；三是研制开发新产品YJB600型散流式曝气器，通过省级鉴定，获省优秀科技成果奖，当年创造产值11.5万元，上交税收2.1万元，获利1.5万元。这个小数字，在大企业的算盘上只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尾数而已，但在当时刚起步的区环保装备厂，却反映了大家用锲而不舍的奋斗换来难能可贵的成果，象征着一个初生“婴儿”的希望和未来。

要使企业形成一种飞跃的态势,必须在产品上开拓创新,不走人家的老路,叶善训充分认识到企业从不竞争也能生存的昨天,必然会走向不竞争就不能生存的今天,心里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

BS半软性填料是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曾获得全国发明展览银奖，1985年12月通过部级鉴定并申报国家专利。叶善训捕捉信息后，二次进京与科研所磋商谈判，所方一直不肯出示产品实样，使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凭着几年实践的知识才干，对陌生的填料造型推测、机理分析、运转估价和市场前景都有真知灼见。一席谈吐是一次没有试卷的考试，也是一场与权威人士“答辩”的较量，他获得满分，产品发明人高级工程师杨书铭等人暗暗钦佩，科研所同意独家转让生产工艺和生产权，厂方也愿意付出3万元的转让费和提成5%的销售利润给科研所，双方进行联合经营，一次拍板达成协议。3万元，对于一个新建的小厂，无异是倾其所有。叶善训果断地与厂里通话，要大家立即筹款，电汇北京。他成为我县引进专利技术的先驱。

机遇对每个企业家都是公平的；而把握机遇，却又像火中取炭，是对每个企业家胆识和魄力的考验。叶善训不愧是环保行业的行家里手，能在昙花一现的瞬间，毅然地勇敢地抓住它。半软性填料专利产品投放市场以来，由于有较强的布水布气能力，传质效率高，在废水生物膜中处理的效果优于硬性蜂窝填料和软性纤维填料，很受设计部门和用户欢迎，产品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年产值、利润、税金都在成倍地增长，命运又一次向叶善训闪现了可人的微笑。

1988年5月，叶善训否定了办企业的短期行为，要打一场“持久战”，大胆决策，耗资32万元，在楚门县二医后面征地建造1370平方米的新厂房，改变了企业过去9个租赁点分散生产造成管理被动的局面。然而，叶善训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有过较量，有过奋争，承受过超负荷的风险和责任。

1989年，叶善训又不惜冒鸡飞蛋打的危险，坚持“负亏不负盈”，在区委领导主持下承包了环保装备厂，实施企业与董事会两权分离，相互制约。承包合同白纸黑字：确保税后利润26万元；职工工资按原来基数提高30%以上；承包人全赔不奖，利润超指标只允许用于社会公益、职工奖金、福利……20年坎坷生活，塑造了他坚强好胜的性格和意志，成全了一个“强者”的气质。中标，只不过是长征的第一步，他要审时度势，驾驭风云，走更艰辛的道路。

月有阴晴圆缺，路有曲直平险。股份合作经济常有股东对分配制度，股权界定、激励机制等方面的认识不一致，或工作不协调不团结，或对新产品投入意见分歧，或私欲膨胀，企图另起“炉灶”，或在寻求最优结构重新组合等诸多原因，股东要求退股在我县时有所闻。区环保装备厂也未能幸免，退股重组，反复了好几次。1990年下半年，区环保设备厂更名为玉环县东方环保装备厂。1994年，县第二人民医院需要扩建住院部，县、镇领导和县二医院长曾多次与叶善训协商，要求工厂迁址，叶善训考虑医疗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关系和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毅然决定迁往东门工业区，征用10000余平方米土地，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玉环县东方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两年后，新厂房落成，叶善训兼任厂长的东方环保装备厂，一起搬入新址，成为公司的直属厂。1998年，又组建了隶属企业——玉环县东方环保安装有限公司，专业负责公司所承接的工程产品安装业务。

水源水微污染预处理的成功

从叶善训1976年回城算起，他坚持不懈地为绿色事业奋争了23个年头，经历了硬性类填料、软性类填料、半软性填料的研制生产，并开发第四代全国独家生产经营的弹性立体填料系列产品、颤动式紧绷支架、ABS穿孔管环路曝气装置等专利技术29项。弹性立体填料被评为省级、国家级新产品、获中国新技术专利产品博览会金奖，“七五”星火博览会金奖，国家环保总局批准该填料为“1996国家环境保护最佳实用技术推广计划”项目，是全国众多水处理填料类产品中唯一入选的品种。最近，国家科委发计[1998]076号文批准，弹性立体填料列入1998年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东方公司为玉环赢得殊荣，填补了我县有史以来这一级别项目的空白。

我国是世界12个贫水国之一，加上日益严重的水源水污染，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用水造成了很大困难。1997年，全国生活污水排放量占废水总量的45%，成为举足轻重的污染源；而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不到14%、86%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根据环境监察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经对全国532条河流的监察，其中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流经全国42个大中城市的44条河流中，93%的河流被污染，其中重污染和中污染占79%；全国97%的大中城市地下水受严重污染，因此，许多被污染的地表水为源水的自来水水质直接威胁着人们的饮用安全，这决非危言耸听。1991年，国家下达的“八五”科技攻关课题“生物预处理去除微污染技术”，就是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强有力措施。东方环保实业有限公司研制的专利产品弹性波纹立体填料，在配合“八五”攻关课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承担这项课题的上海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武汉中南市政设计院，通过5年时间对国内各种填料的试验对比、筛选，在蚌埠、武汉、广州、杭州、宁波、无锡等地自来水厂进行小试、中试和生产性试验，获得成功。国家建设部组织鉴定，确认“该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列入“九五”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

水源水微污染预处理工艺技术的成功，是改善饮用水水质的一大创举。

为东深水处理工程作出贡献

1998年3月，玉环县东方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参加深圳东（江）深（圳）供水处理工程填料制造及安装工程投标。东深供水工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而兴建的一项跨流域的大型引水工程，1964年2月动工，1965年2月建成，工程北起东莞市桥头镇的东江河畔，南至深圳河，输水全程83公里，建有拦河坝6座、抽水站8个，人工渠道24.5公里，经8级抽水提高46米后，流进深圳水库，送往香港，香港人称东江水为“母亲河”。为了改善饮用水水质，这次东深水处理工程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工艺进行水源水处理，建造6个25米×270米的生物处理池，池内平均水深为3.8米，通过填料对活性生物膜的吸附和曝气充氧，对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和氨氮进行氧化分解处理，达到改善水质的目的。这是向香港国际市场供水的大工程，属目前世界同类工程之最，设计日处理水量400万吨，填料需用总量106410立方米。规模之大，耗资之巨，影响之广，前所未有，举世瞩目，东方环保公司的弹性波纹立体填料以同类产品无法比拟的测试指标、技术数据、工程实例、用户报告等绝对优势，力挫群雄，一举中标，记下了东方公司辉煌的历史一页——为东深水源水微污染预处理，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香港人饮用水的水质问题作出一分贡献。

这场没有硝烟的深圳“大战”，可以说高手云集，各有奇招，投标时间持续半个月之久，说到底还是一场经济实力、产品实力、技术实力的较量。叶善训一贯主张“科技兴业，专利护航” 的战略措施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当今社会，有些厂长经理治厂之道，多靠人际关系的平衡艺术，靠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取胜，背后打“小九九”算计，使用方法难以摆到桌面上来，一旦竞争失败了，有人灰心丧气，有人怨天尤人，有人牢骚满腹，有人暗箭伤人，心态很难得到平衡。在市场的前沿，情感与道德的失范，永远有值得人们担忧的理由。深圳投标，留给我们思考的事情太多，亟待我们去解决的问题也太多。

这项水处理工程时间短、任务重、要求严。填料边制作、边安装、边验收，派出人员多达113人。公司的中标 ，并不意味成果的唾手可得，叶善训把眼睛盯在质量上，功夫花在管理上。管理是一种运筹，一种使企业走向秩序化的途径，使事物达到规范化的道路。叶善训提出工程实施采用项目法管理，设置项目组织机构，制订《东深供水工程填料制造及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根据有关标准、规范以及项目的重点、难点，结合公司的质量方针和经营宗旨，制订施工部署及方法、施工质量保证措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编制施工工艺，安排进度计划，提出项目管理目标，确保进度质量两到位。他说，这是给公司员工在生产、管理上一次提高素质的锻炼机会。

绿色的事业驱使他奋斗终生

叶善训带领人们坚持研制、开发四代产品的发展过程，也是我国生物膜载体——填料研究生产发展史的代表性缩影，公司是参与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悬挂式填料》技术标准的起草单位，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1993年，公司与台湾水美工程企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工业环保研究所共同投资，在杭州建有中外合资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国内外用户提供环保工程及环境治理技术的开发、咨询、产品配套、工程承包等一条龙服务。公司还聘有教授、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技术开发、经营管理、法律、专利等智囊决策层，企业初具规模，羽翼丰满，展翅欲飞。省、市、国家环保总局领导曾多次来公司考察调研，给予肯定和鼓励。东方环保公司被评为省、市级先进环保企业、国家级优秀环保企业（水处理专业全国仅此一家）、省创安先进单位，连续11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分行AAA级资信企业。

20余年来，叶善训有过成功的欢乐，也有过失败的辛酸。然而，他对追求的事业却一往直前，一种超越事业感的激情，驱使他为之奋斗终生。他说：“我酷爱自己选准的环保行业，它是一门边缘科学，涉及天上地下每个领域净化，我决心为它努力一生，在拼搏中寻找自我，认识社会，创造自身的价值。”叶善训为绿色事业辛勤劳作，孜孜不倦，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是玉环县环保行业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给水排水委员会理事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深度研究会理事，曾获得多项科学技术进步奖、“浙江省优秀专利厂长”、“浙江省优秀发明企业家”称号。

近年来，国家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增长，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在明显加强，环境因素与人类健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认识逐步深入人心，环保产业前途无量。在这世纪之交，叶善训又带领一班人开始动态生物球填料、笼形弹性悬浮填料、生物适应色填料等专利产品的应用试验，力求产品在扩大应用领域、高效节能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东方环保实业有限公司运用自己的多项知识产权和生产技术，为绿色的事业扬帆远征，一定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998年7月

        （本文作者系东方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问）

 

 

 

玉环县海洋集团诞生前后

郑达章

    玉环海洋集团公司前身为玉环县坎门镇民主大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上潮头，成为台州较早的乡镇企业。现步其足迹，缕述其成长历程。

                         一、大包干

    1977年8月，中共民主大队总支开了一个历史性会议，三位饱经风霜的老书记主动退位让贤，全部离开领导岗位。曾江海、许声富、陈江贵等一批有为的中青年接过了他们手中的历史舵轮，担负起破浪航行的重任。

    动乱的十年，民主大队社员劳均年收入从1000多元降到不足400元，按吃口平均仅90多元。人穷极了，什么事也可能发生。本应按国家计划价格卖给公家的水产品常常被以自食鱼、自留鱼为幌子瞒产私分。大队算是新干部碰上了新问题。党总支、管委会干部和退休党员夜夜扛着秤杆，在港头巷尾设关立卡或“突然出击”。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员来了个“战略转移”。干脆把船开到乐清、温州等地去“销赃”，干部们肩头上的秤砣越来越沉重。看来，堵是堵不住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元璋乡歌“凤阳花鼓”唱起了大包干序曲。1981年春，温州市瓯海区任桥村继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在浙江农村第一个实行大包干。然而，这时的全国渔村面对改革浪潮却是只闻雷声不见雨点。

    穷则思变。民主大队绝大多数干部、社员早已忍受不了大锅饭里发出的馊臭味，就差有人领头去砸破这口用了二十四年的破锅了。

    历史往往这样，当它需要英雄时，就会有英雄出现。这时，一位叫许声富的年青人从老一辈手里接过了重担。

    许声富，当过兵，捕过鱼。十年动乱中，也逃过难，坐过牢。数十年的潜心哲学研究造就他坚韧的性格和过人的胆识。1979年2月，他从省党校学习回来后，当上了大队党总支副书记。

    1980年，当许声富在总支、队管会上第一个提出船队大包干时，整个大队、地方全震动了。“大包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那个时候，并非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许多老社员茫然不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大单干，搞两极分化吗？”“二十多年合作化不是白搞了吗？”大队四壁也出现了“谁策划承包责任制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标语，有些人认为，偏僻落后山区、乡、村才能搞承包，而一贯先进的民主大队不能搞包干。叶其发、陈江贵等民主大队第二代弄潮儿们顶住种种压力，在1981年6月19日，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公开通过了实行船队大包干的历史性决议，在本县、本省，以致全国渔村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渔业大包干的推动下，后方企业迅速发展。副书记陈江贵带领24位青年渔民，在坎门镇前岙打锣坑外，炸岩填海，夷坡平地，创办了民主冷冻厂。1981年9月底，全省，也许是全国第一座队办100吨级冷冻厂在海岛上诞生了。1982年2月，又建成一座300吨级冷库。民主渔机修配厂扩建成渔业机械厂，许声富自兼厂长。次年，该厂产值达101.65万元,成为坎门镇仅有的两个百万工厂之一。鱼粉厂、印刷厂、化工厂……如雨后春笋，一个接着一个，成长、壮大。1984年9月11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民主大队改建为台州第一个渔业公司——玉环县海洋渔业开发公司。这一年，公司总产值达1517万元，比改革前1978年的327.3万元增长3.64倍；渔业劳均收入2427元，比1980年的310.15元增长近7倍；企业劳均收入也达1731元。

    在一片赞扬声中，公司总经理许声富反而显得十分冷静，他细细地回顾了走过的路程，意识到海洋水产资源的逐年锐减必将影响、阻滞渔业生产的发展。公司依赖渔业的拖带式生产经营格局已经不再适应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必须以承包制为动力，多头并进，建立一个渔、工、贸全面发展的生产经营体系。同时他充分注意到，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是重要想保证。只有不断地提高职工文化、思想素质，企业才有后劲。

    公司第一届职代会上，全体代表通过了（后方）企业实行承包制的决议。公司所有的生产资料以保值、有偿为条件让下属企业承包使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其利润除上交提成和职工分红外，全部用于企业自身发展再投入。公司从下属企业提取的资金，除了必要的开支，全部用于公司发展的再投入。这一决策，为公司走向渔、工、贸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渔业是公司赖以起家的产业，公司委派叶其发副总经理组建了捕捞分公司，同时由总支书记曾江海和著名老大、副总经理许声贵牵头成立了渔业技术研究所。各船队放开步子，机帆船和钓机船全部进行扩建。吨位从40—50吨增大到60—100吨，马力从60—80匹增大到150—250匹。多数部队还添置了进口彩色渔探仪、无线对讲机、定位仪等先进设备。捕捞技术、工具、作业都得到改进和发展。钓业在余业寿的倡导下，开辟钓鳗作业，结合了流刺网作业。机帆从单一对网，恢复和发展了灯围、衍杆拖虾等作业。捕捞分公司针对高低产悬殊的现象，采取了高低产队编对的有效措施。从1984年到1988年仅五年间，公司渔业固定资产从223万元增加到453万元。年产值从977万元提高到1637.8万元，渔业劳均收入从2427元增加到6550元。许声富船队1987年产值达120.8万元（比1976年全大队渔业总产值94万元还多出26万元），劳均收入11860元，全部居台州地区首位。

    水产加工业迅猛发展。民主冷冻厂在副总经理陈江贵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本地水产资源丰富的优势，五年投资160多万元，新建1000吨级冷库、小包装车间和机械厂，并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到1987年，该厂产值达850万元，在全县村办企业中居第二位。“AAA”牌冻去头对虾获1986年质量第一名，冻虾仁、冻梭子蟹和活梭子蟹等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和香港。年出口创汇达500多万元。鱼粉厂、水产冷冻厂相继而上。到1988年初，全公司已有冷库7座，总库容量达1800吨，与捕捞业配套成龙。

    工业更是异军突起。1984年11月，由民主渔机厂改建的县机电厂的经营副厂长陈必建从全国汽车配件1985年订货会上获悉国内拥有的70万辆东欧进口轿车，急需三保维修配件的宝贵信息。在公司的全力支持下，副总经理许松火勇挑重担，老电工项文林负起生产技术任务。一批刚出高中校门的渔家子弟跟着上，自筹十多万元，先后购进4辆不同型号的东欧进口轿车，夜以继日地解体、测绘、设计和仿造，奇迹般地出了合格产品。从1985年县机电厂扩建为玉环进口汽车配件总厂到1988年四年间，先后开发了阿罗、达契亚、拉达、伏尔加、波罗乃茨、菲亚达等东欧6个系列车型1000多种配件，向全国除西藏、台湾外的28个省市销售国产化进口汽车配件4000多万元，上缴国家税金400多万元，成为当时国内生产东欧轿车配件品种最全、销量最大、销网最密的厂家。1987年初，中国汽车进出口公司配件国产化联合体吸收该厂——一个村级企业为自己的成员。总厂的成功，“为进口汽车配件国产化铺路”（中国汽车进出口销售总公司的称誉），为国家节约了外汇，也为本县后来崛起的汽配行业培养了大批技术、管理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公司和本县工业的迅速发展。

    公司直属单位不愿吃干饭，先后筹集120多万元资金，建造了一条200多米长的后沙码头和一座有冷库、宾馆的六层综合楼，办起了县海洋生物制品厂，感温仪表元件厂和全省第一家队办塑钢门窗组装厂。直属单位形成“既是办公室，又是企业”的新型管理机构，进一步沟通与下属企业的联系，并能切合实际地指导下属企业的经济工作，同时，也减轻了公司的行政负担。

    1987年，公司总产值达4178万元，渔业职工劳均收入5500元，企业职工劳均收入4100元。集体和企业二级集体资产已有955万元。

                         二、股份制

    1988年3月19日至21日，玉环县海洋渔业开发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会议在坎门镇政府三楼举行。118名正式代表全部出席。133名党员、企业负责人和船队老大列席了会议。许声富总经理在会上作了《逃命、有命、好命》的报告，回顾了公司走过的“逃命”历程，总结了实行大包干八年来的“有命”经验，提出了争取在1992年实现公司总产值超亿元的“好命”目标。同时，在报告中还提出“我们要推行股份制”的大胆设想，又一次向渔村体制改革发起了冲击。报告极大地鼓舞着公司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

    11月20日，举行了公司党总支改选。张安乐当选为书记，许声富、叶其发当选为副书记。这个总支是个具有优良传统的坚强堡垒。正如新任总支书记张安乐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说的，在改革中，公司党组织虽然六年不能开展正常活动，但广大党员能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模范先锋作用，使公司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张书记提出，党总支今后的工作，首先要抓好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要吸收一批政治素质好的、能献身四化和公司改革事业的、具有一定文化专业知识的和年青力壮的优秀分子到组织中来，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党总支的恢复，有力地保证了公司朝着新的、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早在1985年就偷偷地试搞股份制的总厂电器分厂厂长陆高琳和四个青年股东这下也公开了。在公司的指导下，制订了股份企业章程。

    1989年11月10日，为了推行股份制，公司建立了十三人组成的财经管理调研小组，许声富任组长，深入各企业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

    在推行股份制的紧锣密鼓中，公司党总支、经理会在1989年3月11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作出一项决定：动员全体职工，节衣缩食，义无反顾地分二年还清公司在“文革”以来欠下的62.5万元贷款。这一决定为渔区还老贷作了表率作用。

    1990年4月8日，党总支、经理会联席会议就推行股份制前的公司、企业（船队）和个人投资形成的三级资产权属问题进行了政策性清理——谁投资归谁，扫除了多年来产权不清的障碍。

    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总结、再实践，公司根据渔业和各工业的不同实际情况，制定了分两步走的方案，即先推行（资产）股份（生产经营）承包制，再逐步过渡到较规范的股份制。并将出台的《股份承包制构思及试行方案》寄往省和国家体改委。

    1991年4月20日，省体改委副主任黄云泉等省、地、县和区镇干部一行10人来公司专题座谈渔区体制改革问题。4月29日，国家体改委韩春立受副主任刘鸿儒委托给许声富回了信，信中肯定了股份承包制思路。同时寄来一份当时尚未经国务院讨论的有关股份制资料。这一切，坚定了公司推行股份制的信心。9月12日，公司成立了以许声富为组长、由二十人组成的“推行股份承包制领导小组”，推行工作进入了有组织、有秩序的最后阶段。

    产权明确后，职工的投资也放心了。1991年公司和下属船队、企业总投入达916.05万元。当年的回报是公司总产值提前一年实现第二届职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达10125.42万元。

    1992年，公司、企业、职工三级资产达2544.63万元，已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月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终于成立了。随后，有条件的27个下属企业都相继建立董事会，股份制走上了轨道。

    9月28日，县人民政府下达文件，把县海洋渔业开发公司扩建为浙江省玉环海洋集团公司。

    为加强对工业的领导，集团建立了工业办公室，委派总经理助理郑达钟任工办主任。工业办公室深入企业，与企业厂长、经理紧密联系，为企业出谋划策，跑部门、批贷、批地，排忧解难,鼓励企业以股份制为动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1992——1997年中，包括水产加工企业系统投入技改资金就达5159.03万元。在1997年的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80%，成了集团公司经济的主体，彻底改写了集团公司以渔业为主体的历史。

    随着工业的突飞猛进，涌现了一大批典型企业。

    民主冷冻厂在集团公司总支副书记、副董事长陈江贵的领导下，在立足本地水产资源，向精加工、增出口发展的同时，瞄准了电子、机械市场办起了玉环电子公司和东海机械厂。到1997年的五年中，出口创汇累计达12967万元。二年前，该企业已发展成拥有资产2160.29万元的台州中环集团有限公司。

    汽配机械业的发展更加迅猛。总厂体制下放后，各分厂和新建厂自行发展，依靠科技办厂，注重技术改造，力争国外市场。1992年到1997年五年中，集团公司汽配机械系统企业投入技改资金累计2931.51万元。固定资产净值从686.19万元增加到2116.73万元。出口创汇从零到4706.46万元。

    陈高琳的南洋电机厂自筹资金建造3330平方米的一流厂房。自行研制成功50—250CC系列摩托车永磁起动机，受到用户和日本客商的青睐。陈高琳还参加了我国摩托车起动机国家标准的起草。该厂已拥有494.55万资产，1997年，销售1045万元，占产值的98.77%。连续二年被评为省示范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和地区先进企业、县百强先进企业称号。厂长陈高琳也多次被评为地、县优秀企业家。

    陈谦山原是一个10多人小厂厂长，他勇于开拓,找到了农机市场，五年间，把一个年产值仅有17万元的滤清器分厂发展成为拥资545万元，产值超千万元的台州山川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李孙才宝刀不老，不断进取汽配市场，五年产值翻三番，达800多万元,从只有31万元固定资产的传动轴分厂发展成拥资280多万元的县天利汽配实业公司。

    郑达明很精明，在创办的气门厂产品受到冲击时，大胆转向文具，获得磁性棋类的专利，仅此一项，年产值已达300万元。

    陈必建充分发挥自己的汽配销售专长，采用股份制先办县汽配公司，把汽配产品打出国界，推向欧美、亚非拉。1996年初，陈必建被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聘为驻玉环办事处负责人。1996年出口创汇达3500多万元。

    许声富看准了化学建材市场，把集团公司的行政人员组织起来，又吸收了部分厂长和社会人士的资金，与港商合资办起了注册80万美元的台州和声化学建材有限公司，1992年产值达1900多万元

    工业如此，渔业在近海水产资源日益衰退的情况下，副董事长叶其发和捕捞公司干部加强领导作业调整，增大吨位马力，打出外海，取得持续增长的成效。1997年，集团公司渔业产量达131320担，产值再创历史纪录，达5381.8万元，比改革前1978年增长17倍。

                          三、文化建设

    物质建设是一个企业的主要标志，而文化建设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企业的素质。

    玉环海洋集团公司第二代领导班子把物质与文化比作是树根与树叶，叫作根深叶方茂，叶茂根更深。

    文化是思想的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在1979年，刚上任二年的大队新班子就意识到，社员文化普遍低下是阻滞生产发展的致命伤。在当时社员年收入不足400元的困难情况下，狠下决心，节衣缩食办起了民主图书馆，走出了文化建设的第一步。1984年改建公司，经济有所起色,公司办起了《弄潮儿》幼儿园，从娃娃教起。图书馆也已有15000多册图书和140多种报纸、杂志。职工有了自己的文化园地。

    公司总经理并没有“安分守己”，早把眼光拓向地方的文化建设了。1985年，公司与大鹿山林场联合创办大鹿岛旅游开发公司。并出了10多万元资金和数百民工，资助浙江美院洪世清教授圆了海生物岩雕美梦。大鹿岛60多件海生物岩雕的创作成功，轰动海内外，从《人民日报》到香港的《美术家》杂志十几家报刊刊登大鹿岛岩雕的精美照片和评论。刘海粟大师特地为岛上石刻写了“大鹿岛”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中国美术评论权威王朝闻老先生闻讯不顾年近八旬高龄，于1991年4月14日千里迢迢专程来玉环。上岛考察三天后，评论说：“这些作品，不尚工巧而强调线刻的古拙趣味，在布局方面也和海岛的自然环境的质朴感和谐一致；这些并不故意炫耀才能的作品，默默地丰富了岛上的人文景观。电影《画家与渔民》、电视《海岛岩雕》……一再上幕登屏。让世界知道玉环有这么一朵灿烂夺目的大地艺术之花——大鹿岛岩雕。”

    1984年8月，全国第一支队办帆板队在海洋渔业开发公司诞生。这些渔民的后代以弄潮儿的秉性，踏波劈浪，艰苦拼搏。建队头七年，先后夺得33枚金、银、铜牌和两次省赛团体第二以至全国男子第四名的优异成绩，大展渔民风采。

    1987年6月19日，公司承办了省“海洋杯”帆板赛暨渔民文化周。公司帆板队勇夺二金三银二铜。文化周更是热闹非凡，有摇舢舨、拔海、游泳、海上走滚木、浪中摔跤、水上叠罗汉等既别出心裁又具渔民强悍特色的比赛。又有智力竞赛，如围棋、象棋和书画这些斯文的争夺，还有正规的球赛和丰富多彩的歌舞文艺演出。参加活动的渔民、群众和各界朋友达10万多人次。中央电视台、省电视台、《新观察》、《浙江日报》等十多家新闻单位争先采访、拍摄。浙江电视台还把它拍成《渔家乐》电视片先后在中央和华东五省一市播出，引起很大反响，又一次把玉环介绍给全国亿万朋友。

    在此基础上，许声富总经理代表公司向县委、县府和县人大建议在我县举办首届国际渔民节。同时组织筹办组，向全国新闻、文艺和企业界以及港、台地区朋友发出邀请书，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被山东荣城1991年抢先办了国际渔民节，拿到了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引来外资，经济成倍成倍地增长，荣城成了全国注目的繁荣城市。虽然，公司还在1991年9月9日举办了海水节和纪念毛主席逝世十五周年活动，场面轰动，但终究比不上国际渔民节的效应。

    1987年11月20日，公司为200多位创业功臣——退休老渔民办起了“渔翁厅”，请老书记郑阿松当“厅长”。企业、船队慷慨解囊，给“渔翁厅”订来报纸，买来棋类、桌椅和彩电、录像机。副总经理许声贵还特地托人请书画名家陆俨少教授题了“渔翁厅”三个字，用杪木做匾，献上后辈的一片敬意。

    为培养技术、管理人才，公司和各系统不断组织各种培训班。捕捞分公司利用休渔季，请许声贵等高产老大为渔业骨干讲课，还派骨干到省、县组织的航行、轮机培训班上学习。公司行政单位的多数青年职员还自费上了电脑培训班。玉环进口汽车配件总厂于1989年11月6日举办了职工业余技术夜校。351名青年男女职工分别参加机械制图、机械基础、汽车电器、车工工艺、钳工工艺等六个专业班学习。随后，该校挑选了15名优秀学员在1990年5月送到机械电子工程进修大学学习。通过培训，在参加1990年9月和1991年10月省全面质量管理统考中，分别有273名和467名获取证书。全公司到1996年，已有164人获得工程师、助工、高级技师、技师、技术员等职称。

    1987年元月，公司创办了“HY”（“海洋”拼音缩写）简讯内部刊物，记录公司历史，展现职工文采。1991年9月4日，公司办了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室，设书画、摄影、文学三个小组，职工文化素养得到了质的提高。黄勇进的民俗画《渔民闹元宵》等五幅作品先后在省和中国风俗画展以及第十一届亚运会上展出、获奖。许声富《努力探索股份承包制》一文被团结出版社收入1992年出版的《经营体制探究》一书，他还作为企业家进入1992年《中国人物年鉴》一书。许声贵的《迈出百万元大关的回顾》和余业寿的《钓业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开拓》分别登上《浙江渔业》和《中国水产》杂志。许声贵还被评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郑达钟的《最后一张党费收据》、《我们万众一心》等文章和评论多次获地方征文奖励，散文《捕鲨》还登上浙江省大型文学刊物《江南》杂志。吴兴旗多次被评为省、地、县、镇优秀通讯员，王仁辉创作的《望月》、《慈祥》、《金蛇狂舞》等近20件根雕作品，10多次在省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等省级、国家级会展上获金、银奖，并被海内外收藏家珍藏。后起之秀郑聪叶的通讯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渔民及其后代登上大雅之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公司党总支、经理会于1991年元宵节在王朝闻亲笔题名的公司“滋神阁”上办了为期一年八个月的“学哲学俱乐部”，60多名男女青年与许声富、张安乐、郑达钟等助乐员一起以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和人生观为基本课程，通过课堂讲解，结合工作实践和游览祖国河山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初窥到哲学的奥妙，滋补了精神境界，去获取人生的真正价值，其乐无穷！这一期“学哲学俱乐部”的举办，为公司事业培养了一批接班人。后来，在助乐员和学员中，有10人光荣加入共产党，21人被选入公司第三届经理会，占经理会成员的40%。这在全国社队企业中，可以说是一个创举了。

    “叶茂根更深”。随着文化建设的加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公司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97年，公司总产值达26417.36万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79倍。

 

                                                                                                              写于1998年